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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 梳理历代经学研究的不足，是为了总结前人功过得失，更好地将现代经学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这是顾颉刚经学批评的目的。他认为，在经学研究的方法上，前人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在对待经学研究的态度和目的上，现代经学研究与前人必须要有质的区别。五四以来，经学研究受冷落，人们对经学的性质似乎已盖棺定论，经学被看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也呼吁将经典“扔下毛厕去”(40)，有的称经学为“僵尸”(41)。那么，在“新史学”语境下，研究经学是否还有必要？顾颉刚认为，虽然经学已经结束，但现代经学研究依然很有必要。 现代经学研究首先要精读经书文本，打好经学功底。科举废除后，中国六百多年来从未间断的漫长经学教育传统走到尽头，随着新式教育体制的施行，经学的内容在新式学科体系中逐渐“隐身”，与经学有关的教学也多以概括性的通论为主，较少涉及具体经学文本的解读，对此，顾颉刚评论说：“现在各处大学里教的经学多为通论。通论固然容易使人知道一点概要，但若不先看见实物自己摸出一个头路来，这一点概要的影子不久就要澌灭了。所以我主张要研究经学，须先熟读经文，好在每篇字数不多，熟读并不困难。熟读之后，将来看别种古书，以及金石刻辞时，自会有左右逢源之乐。”(42)通论固然有助于概括性认识，但精读经学文本不仅有助于研究经学，而且还能触类旁通其它科目。 此外，顾颉刚还爬梳了中国的经学批评史，认为其开端于唐中期，“唐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经学界中渐渐摆脱以前家派的门争，对于经的研究走上了批判的路线。”(43)从唐代刘知畿、啖助、柳宗元、韩愈到宋朝欧阳修、吴棫、郑樵、朱熹，再到明朝梅鷟、清代阎若璩、段玉裁、龚自珍，学术批评一直延续并前进着，结果便是变六经为史料，化经学为史学，“在这历史的分析之下，《六经》及其附属物都成为古代一定时期的史料，它的作用只能使人认识历史，和现代人们所应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刀两断了。”(44)顾颉刚试图将经学研究纳入到思想史的范畴，认为不仅要叙述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而且也要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解释经学演变的原因。 可以说，顾颉刚的经学批评的落脚点，就是将经学研究纳入现代史学研究的范畴。现代经学史研究者周予同曾说过：“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因为它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他方面为中国其他学术开一条便利的途径。”(45)顾颉刚对两千年来的经学演进作了总评论，包括分析经学派别、针砭经学造伪、肯定经学史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过程等，此外，他更以纠正弊端、还原经学真相的责任感指出了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即：结合时代背景，以历史地眼光分析与经学有关的一切。从顾颉刚的经学研究研究成果来看，《三皇考》《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国辨伪史略》等作品，都是这一研究范式的体现，在现代经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学术批评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助推力，在批评基础上的总结、反思，都是为了走得更健康、更长远。顾颉刚在经学批评方面的态度、内容、标准也是史学思想的反映。他通过反思不同历史时期经学研究的困境，再又以现代史学方法、理论为指导(46)，分析这些困境出现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吸收，以指导现代经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从而为现代史学服务，可以说，在经学批评的过程中，顾颉刚的史学思想也在逐步发展、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