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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的西渐与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笔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的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来自长安的大寺。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沙漠绿洲；唐朝学生习字的标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墓志的出土和发表，以及传世文献的数字化，我们今天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有了比前人更加清楚的认知，特别是对于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重要性，所知更为丰富多彩。敦煌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记录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建立的贸易网络和经营方式；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称价钱文书，表明粟特商人用中转贸易的形式经营丝路上的贵重商品交易；安伽、史君等北朝末年粟特领袖墓葬的出土墓志与图像，表现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使用的器皿，他们歌舞、宴饮的情景。这些都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动与他们带来的粟特、波斯文化。在9、10世纪粟特人逐渐失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后，一些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或地方政权，开始经营传统的中转贸易。敦煌文书的记载表明，中原以及西域王国生产的丝织品，依旧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丝绸之路”的名字，可谓名实相符。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的“前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