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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 轻视理论思维，满足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诠释，导致史学研究在选题上的琐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积极借鉴西方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诸多历史对象的认识。由此，社会史、环境史研究热潮逐渐涌动，经济史、心态史、人口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史、灾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兴起并不断拓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但受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史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也出现了某种“病态”。一些论著着眼于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参照，显示出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 在历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一些学者只看重对枝节性历史现象的考证或描述，而轻视甚至否定对历史规律和重大问题的考察，这就有可能使得历史学研究迷失方向，严重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成为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之类的考证描述时，社会自然要使历史研究边缘化，历史学遭到冷落便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 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它表现为： 一是观念上的唯“新”是尚，唯时是趋。创新是史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要符合历史实际，以史实为依据；另一个是要正确对待传统，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学界某些同志在创新问题上陷入误区，正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宗旨，为“新”而新，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味地标新立异，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做对传统定论的翻案文章，虚张声势，强词夺理，过去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则千方百计否定之；过去否定的，则挖空心思加以开脱、粉饰和美化，包括对以往的学术积累予以基本否定。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对新的理论、方法，常常是趋之若鹜，机械照搬，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动辄用各种时髦新潮的方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深奥的问题，用所谓“后现代”的语言释读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其实这样做的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如有的原本很见功力的社会史研究专著，由于过多地追求方法论的创新，文字表述过于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累赘，减弱了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传播功能。 三是表述上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统的观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也不够严谨，存在着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间。例如，近年来地下文献的出土和刊布，对于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全面重写中国思想学术史，则是值得讨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