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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 历史学研究当然要秉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排斥艺术，杜绝合理的想象与一定的虚构。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提倡“文质彬彬”，主张“文史不分家”。因此，脍炙人口的经典历史巨著，如《史记》、《左传》等，都不乏用文学语言来做揣摩性质的细节刻画或气氛烘托。而正因为有这种渲染性的描绘乃至夸张，整个历史的场景才鲜活起来，历史的情节才生动饱满，历史的人物才有血有肉，充满了抒情式的诗意，使得人们在了解历史知识，获取历史智慧与启迪的同时，尽情享受历史本身所蕴有的美感与魅力。应该说：这类推理性只具有历史逻辑真实意义的文学性渲染或刻画，是没有十分的科学或事实依据的，换言之，是不尽科学理性的。如《左传》中关于鉏麑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显然有问题。因为鉏麑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这并不影响史书作者作自己的推断：既然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那么就可以想象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归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艺术维度与空间。这当然不是科学实证，而是艺术虚构。可恰恰因为有了这种虚构，《左传》、《史记》才成为了不朽的史学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是所谓的“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所以，一味强调所谓“科学性”、“实证性”，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学实证的前提下，运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虚构等手法，才能保证历史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从而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避免被边缘化。说到底，这就是《史记》、《左传》等旷代经典与《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等普通史料丛书之间的区别之所在。 可是让人感到惆怅的是，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讲究内容表述上的理性科学了，冷静严肃得令人窒息，完全排斥了文学的想象、艺术的夸张，于是乎，研究成果总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读这类“成果”，不要说一般大众唯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历史工作者来讲，也是一份苦差事，同样兴味索然，昏昏欲睡。这就是当今历史学不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很显然是单纯讲求所谓“科学性”所产生的弊端。 当今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面临挑战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缘于上述几个“误区”，但是这些“误区”的存在与制约，却的确是影响到了历史学的健康发展。要让历史学重新走向社会，融入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正视这些误区，走出这些误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题链接 关于史学研究“碎片化”与“重回宏大叙事”的论争 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式微，许多以往研究未予关注的具体史事、非主流人物等“小事”受到关注，选题偏小、指向具体、关注点分散，是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学者视此为研究“碎片化”。如何看待这个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有人提出：历史研究不应“切断了与大背景和大方向的联系”，应当纠正“放弃历史理论探究”的偏向。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以前吃宏大叙事的亏是很大的，教条式的宏大叙事更为可怖。现在关注对一些具体个别事件的研究，既是对前一种偏向的反拨，也是宏大叙事的基础性的建设。”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革开放后，从结构和整体上重建从西方话语中拯救出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史学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必须克服当前的“碎片化”倾向，加强宏观史研究，重构中国史叙事的宏大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