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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与实践 章太炎对清官修《明史》多有不满，一直想补撰《明史》，于是就有了关于《后明史》和《明通鉴》的设想，也对明清之际的人物和史事进行了诸多考证，撰成了《清建国别记》等。他思考的诸多问题，为此后学人开辟了研究路径，孟森、柳诒徵、孙静庵、朱希祖、钱海岳、谢国桢、柳亚子等人对明遗民和南明史的探究，就多受章氏启发，有些还直接继承了他的观点。 (一)“作《后明史》以继万氏” 章太炎曾明确提出修纂《后明史》的愿望和目标：“昔搜集季明事状，欲作《后明史》以继万氏”。(37)他之所以提出要“继万氏”，主要是因为万斯同所撰《明史稿》原本与官修《明史》对南明的态度和书法不同。他认为，“《明史》世称佳史，盖以上比宋、元则为简练翔实耳。然乾隆重修，已有不逮《史稿》者，而万氏原本则较《史稿》更信，恐其中恶讳之文已为王鸿绪删尽也。”(38)《明史》大致尚佳，《太祖纪》不须改定。乃其当有讨论者，则三王自当立本纪，而不可厕之宗室诸王传中”。(39)他严厉抨击清官修《明史》不承认南明三帝为正统有违史法，不满“《明史》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40)认为官修《明史》是“去本干而存枝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41)他晚年特别指出清代史家的一大顾忌，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待于后人”。(42)他指出：“《明史稿》所以优于《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为之特叙。《明史》则附于《三王宗室传》中，先后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于府县设置之沿革，备著年月，甚见清楚”。(43)章太炎认为，“本纪犹经，而诸臣列传犹纬，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44)因此，他主张“三帝当著纪，而鲁监国、郑成功宜作世家，将相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刘文秀、李定国辈，功施赫然，著于郝摇旗。金、李虽曾降虏，穷阨反正，有迷复之功；孙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强寇桀黠，空为豺狼，无损于虏，皆宜录入，以著劝戒”。(45)显然，无论是批评官修《明史》，还是为南明争地位，章太炎都将南明史的书写视为《后明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为南明立正统则是他的基本倾向。 除了对南明史的重视，章太炎还对《后明史》的史志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在与刘师培论学时提出：“《后明史》当作地理、职官、艺文三志，最是。遗老故书，搜寻未易，然《禁书目录》于今尚存，即编排亦非难事，特四部、七略诸科，不易分配耳。职官经制，略与全胜之世有殊，惟临事题署者，致为纷拏，非细考不能得实。地理最易，直于《黄图》中抹去数省，递缩递微，则了然明白矣”。(46)从所补内容来看，艺文志重禁书，职官志、地理志重变化，皆是官修《明史》所有意压制或不够详实之处，确有补正之功。 为撰述《后明史》，章太炎非常注重明季史料的搜集，并对《明史》有所辨证。章氏对明季轶事、著述如数家珍，可知他搜寻明季史料用功之勤，辨别史料真伪之精。他流亡台北，寻到《莽苍园文稿余》，自称“得之馆森鸿子渐迻书一本。是书今日本已鲜存者，故子渐特珍祛之”。(47)仅此一例，已可见他对明季史事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对于《明史》，他也非常重视。比如，对《明史·流寇列传》，他以为“李自成转徙不常，自为流寇，名实未背；张献忠定都四川，则不得以流寇目之”。(48)他晚年“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辍。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49)这些思考和辨证，其实都是在为《后明史》的撰述做准备。可是，章太炎四处奔波，几遭困厄，辛亥后时局动荡，故“晚明遗老之书，欲为整理而未逮”，(50)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修《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 修《后明史》未果，章太炎又提出了修《明通鉴》的设想。他说：“东南大学中友人有发愿修《明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鉴》尚易。”(51)在此之前，夏燮著有《明通鉴》一书，主要包括《明前纪》、《明纪》和《附编》三部分，记述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迄康熙三年(1664)的史事。《附编》是夏燮修撰《明通鉴》的创例，巧妙地将南明史纳入了明史体系，保证了明史的完整性。徐鼒著有《小腼纪传》，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史事，以清朝为正统，附记南明年号，史事的异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论断。对于这两部史书，章太炎评价并不高。他指出：“夏燮之书，援引既少，而徐燕《小腼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52)他指摘夏燮《明通鉴》“援引既少”，大概是批评该书在所引史料尤其是南明史料方面有所不足。而徐鼒《小腼纪传》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章太炎直接对其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殊不足据”。正是由于前人之书或不足于史料，或不足于征信，所以他才产生了重修《明通鉴》的设想。他的办法是“增补其阙，加以考异”，无疑是从史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两方面入手的。他对这部书充满自信，“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相比，且自居于毕氏之上，可见他对此书的期许。 后来，他再次重申了修撰《明通鉴》的意愿，并提出了“正《明史》之误”的修撰目的。他说：“明世遗文，今存者百不及五，则修改亦难，唯清代发原之际今堪增补。党人是非之见，今渐平允。以修史则恐较季野而不足，以修明鉴，则必较夏燮而有余，如能精为考异，亦足以正《明史》之误”。(53)这里，他提出了修撰《明通鉴》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夏燮的《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若结合他对《明史》的批评和对《后明史》的设想，可以推知南明史将是《明通鉴》的重要内容，而华夏民族主义和正统观念将是其指导思想。他曾和柳诒徵探讨过重修《明史》的问题，“教习柳翼谋颇谙史学，欲重修《明史》，翼谋尚未知《明实录》完具不阙，仆亦以为难事”，所以当时他们把修《明通鉴》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因谓无已则修《明通鉴》耳”。后来，他们“知《实录》具存，他日或当与翼谋果此愿，而此《清建国别记》其发轫”。(54)但章太炎终其一生，并未修成《后明史》和《明通鉴》，而以《清建国别记》传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