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以《清建国别记》补《明史》之不足 清人立国之后，对清朝开国史的书写小心翼翼，尤其对满洲臣属于明朝的事实讳莫如深。而一些私修史家也揣摩上意，大加掩饰或曲笔而书，反而使得清朝开国史混沌不清。且清遗老把持官修《清史》，对清朝开国史也是有选择的记载。章太炎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博采明季文献，对清朝开国史进行了深入考索，撰成《清建国别记》。对于这部探讨满洲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著作，有人将之视为章太炎的清史研究成果，当然有其道理。但《清建国别记》所论满洲之早期发展正当明朝，章太炎也是站在明朝的历史时空和明人立场上去探讨满洲历史和满明关系等问题的，所以将该书归入章太炎的明史研究范围，亦无不可。在这部著述及与吴承仕的书信里，章太炎研究了满清种源世系、满洲称谓及满明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考辩精细，立论允实，其中很多论断也成为学界共识。 章太炎通过反复考订，提出清为金裔的观点，认为“其氏姓茫昧，不足以自建，胡明时或赐姓或借他姓，晚始追述祖德，私署曰爱新觉罗”。(55)他还指出“猛哥、凡察为兄弟，而李满住又与凡察同以逢吉为叔，则知猛、凡与李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56)这些观点得到了孟森等学者的赞同。(57) 对于满洲称谓，章太炎“窃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师利宠锡之，非其本称”，不过他还“不敢断为剌麻宠锡，但其绝无根据，则可知已”。(58)后来，他根据“《满洲源流考》谓‘西藏献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为确证”。(59)此论断是章氏通过多次对比否定得出的结论。从他与吴承仕的信中可知，他否定过“肃慎音变为朱里真，又变为女真，为珠申，珠申语变为满珠，满珠语变为满洲”，因为“满珠不与朱里真、珠申对音，触耳可辨。此种附会，真不值一笑”；(60)也不赞同“满洲即靺鞨转音”(61)(这个观点却为王锺翰接受，提出“满洲一名当由靺鞨而来”(62)之说)。虽然文献证明西藏遣使入清是比较晚的事情，但是他们通信可能较早，也不能否认满洲称谓非源自“曼殊师利宠锡之”。但孟森以为“既言佛号，非言地名，而又云部族之名，此亦属牵强”，(63)他考出“建州可谓以满住即文殊，为其酋长之部落，此即所谓满住部落，亦可谓为文殊部落。既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则即谓之满洲部落宜”，(64)也有学者认为“以满住之酋长名为满洲，难以成立”。(65)尽管“满洲”一词的来源，至今仍没有定论，但章太炎对满洲称谓的考证，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清初官方对其祖上与明的关系，多有避讳，《清史稿》也讳言明季满人隶明的关系，对“建州头目受明官号者，明人书载之甚详，而清人皆不知”。(66)章太炎“考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右卫都指挥”，(67)并认为“各卫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辈，其世系皆不可详，亦非独一王杲”。(68)他特意考证努尔哈赤起兵所提出的“七大恨”，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斗，对明则属“契薄背恩”。(69)章太炎关于满明关系的考证廓清了清人对此问题的有意掩饰，对《明史》的相关记述有补正之功。 对于《清建国别记》，有人指出，章氏可能因史料掌握不全，“在论断上就不可能不存在缺点和错误”。但若就此认为他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赶不上同时人孟森等学者”，(70)此论值得商榷。“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71)这个评价比较客观，但还应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论著对清朝开国史研究有开拓疆域、引领潮流的影响。 (四)体例新裁：别录体与事状体 章太炎在修《后明史》时曾提出要用传统的纪传体，但他对传统史体有着深刻的批判与思考。他说：“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72)认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73)他是以近代西方分析演绎法和社会进化论来检视中国传统史体，强调作史“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74)在章太炎看来，“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他提出了以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来修撰中国通史的设想。五体在因袭传统史体的基础上，亦有别裁。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章氏“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认为章太炎提出的五体之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75)章太炎关于史体的设想也在他的明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这主要表现为别录体和事状体的应用。 关于别录体，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目录》里列举了《李斯别录》、《多尔衮别录》、《管商萧葛别录》、《董公孙张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会党别录》等(76)，其中关于明史的类别较少，仅有《别录甲》及《别录乙》。 章太炎在《别录甲》里把钱谦益与扬雄、颜之推并列，他们的共同身份是贰臣。然“荐绅在朝，无权藉，或有箸位，遭易姓则逐流而徙，其间虽挽仰异趣，然睠怀故国，情不自挫，悲愤发于文辞者，故所在而有”。(77)他们虽身归新朝，但仍心系故主。钱谦益“仕明及清，再至尚书”，“郑成功常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后二年，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几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沈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78)在章太炎笔下，尽管这些人是贰臣，但是他们并没有谄媚新主，而是心怀故国故土，章氏欣赏他们对中夏文化的眷恋和坚守，大体对他们抱有同情之理解。 章太炎在《别录乙》里收录了许衡、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人，许衡佐元，后几位辅清。这些人积极与异族合作，汲汲于事功，如魏裔介助清亡明，汤斌助清打击残明等。这些人受到了章太炎的严厉斥责，认为“‘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粮，借贼兵也’，孙卿是言”，(79)痛批“(魏)裔介恃齐给”、“(汤)斌诈谖饰俭”、“(李)光地外淫”。对许衡、魏象枢等人，他虽然表示痛恨，但仍赞同他们“僭怛思反本”(80)的为民思想。 章太炎的别录体，尽管有为个人而设的情况，但大部分是按类而设，有点像传统的类传。他把不同时代而具有相同或相近特点的人，归为一类，设一别录，以共性描述为主，《别录甲》和《别录乙》皆是如此。他说，别录“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81)但自从司马迁之后，断代为史，很少有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归为一类者。章太炎的别录体与《史记》的类传相似，但明显与刘向、章学诚的别录体不同。刘向的别录体，主要是他汇集校书的叙录，称为《别录》。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82)因此，刘向的别录体属于文献学的范畴。章学诚曾提出用别录体来补编年、纪传二体之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83)他指出：“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84)，故“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混”。(85)他主张别录“为提纲挈领，次于本书目录之后，别为一录，使与本书目录相为经纬”。(86)章学诚的别录体更像是一个史事索引，与章太炎所言并不相同。总的看来，章太炎的别录体似可视为对中国传统史体中类传的改造，可谓他的别识心裁。他超越时代界限，把同一类历史人物融为一录，有利于扩大历史书写的容量，深化对历史人物的类型化认识，也便于史家借此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事状体集中反映在章太炎的《清建国别记》之中，主要有《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卜哈秃兀者秃木事状》、《伏当加事状》、《觉昌安塔克世奴儿哈赤事状》等。章太炎的事状体与纪事本末体类似，但也有不同。他说：“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87)且“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88)它可“使纪传、编年贯而为一，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远因近果，于是麤备”，(89)弥缝编年、纪传的弱处，然“其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尟主观之断制，轻重详略，多失其宜”。(90)章氏的事状体，正好有纪事本末体的优势，亦可补其不足。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的取材多是精选、慎考，叙事也蕴含有判断，集考证史料与叙事于一体。如他撰写《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主要依据黄道周《博物典汇》(崇祯原刊本)、毛瑞徵《东夷考略》、叶向高《朝鲜女真二考》、天都山臣《建州女真考》、严从简《使职文献通编》、陈建《皇明通纪》(91)等史料，并做了细致的考辩：“正统初，建州卫都督猛可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董仓逃之朝鲜，并失印，诏更给以董仓弟董山，袭建州卫指挥；亡何，凡察董山归，得故印，诏上更给者，凡察辄匿不出，乃更分置左右卫，剖二印，令董山领左凡察领右，而董山盗边无虚月，寻诸之边。”(92)在《卜哈秃兀者秃木事状》里，他凭借《宪宗实录》、《清实录》、《世宗实录》等记载，爬梳史料，指出“凡察以正统二年奔朝鲜，归长建州右卫，自尔讫于成化六年，已三十四年矣，猛可帖木儿与范察兄弟二人不闻有余子，今以纳郎哈之叔卜哈秃袭职，卜哈秃必非其凡范察弟，其为庶子可知也。”(93)其他还如“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等欲举兵侵朝鲜”(94)等，都是有考有叙，叙考结合。章太炎的事状体，取材多是未经清人删削的史料，较为可信，其叙事也有自己取舍尺度，蕴含他的历史判断。这种记叙方式改良了纪事本末体，是他的创建和贡献，对当今修史也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