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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 研究北洋政治史，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政制被引进来之后的生存状况。西方政制的引进始于晚清，但在晚清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步履维艰，难以立足生根。 预备立宪是清末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借鉴与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向近代君主立宪体制艰难行进，制度创新业已初露端倪，但因种种因素制约，尤其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的影响，以至于实在难免橘枳效应而多有异化之处。 开国会、制宪法、设责任内阁，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国会，虽然清政府设立了咨议局与资政院，但真正的国会则千呼万唤不出来；关于宪法，虽然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完整的宪法迄清亡而未见。与国会和宪法的命运基本相似，责任内阁制也曾一度在官制改革时难产，结果虽被国会请愿运动催生出来，却是以备受非议的“皇族内阁”形式尴尬地出台，并最终成为断送清王朝的催命符。 辛亥鼎革之后，在新生的民国政权里，总统、内阁、国会、宪法等近代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再次悉数登场，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试验相比，其异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总统，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攫取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又以军警迫使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直至弃总统如敝屣，而帝制自为；段祺瑞皖系“安福国会”操纵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控制北京政府；曹锟公然以贿选方式攫取总统宝座；张作霖挟第二次直奉战争得胜之势，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并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以武力控制北京政权。 再如内阁，只不过是总统或某种强权势力操纵政治的工具，民国政坛明争暗斗，政潮迭起，内阁更迭频繁，北洋政府16年间，内阁更易46次，内阁总理达29人之多，平均每年内阁更换近3次，内阁总理平均每人任期仅半年，政策的稳定性大打折扣。 又如国会，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开除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无独有偶，1917年段祺瑞内阁在与黎元洪总统府院之争中，也曾挟督军团之力，胁迫黎元洪总统再次解散国会，又操弄皖系政客选举“安福国会”（所谓“新国会”），直到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而恢复旧国会；后来国会又成为曹锟贿选总统的工具。 又如宪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本有限制袁世凯权力之目的，但是，袁世凯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又名《袁记约法》），并颁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从而使袁世凯成为独裁总统和终身总统。贿选总统曹锟1923年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未及实施，就在次年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所取代，临时执政制度规定一切大权集中于临时执政，是一种非典型独裁制度。 可见在北洋时期，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宪法，几乎都是各种强权势力借以操纵政治的工具与遮羞布。可以说，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移植与异化现象，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如总统、责任内阁、国会、宪法等引进近代中国时共有的历史命运。关于北洋时期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问题，也即北洋政治的现代性及其限度问题，正是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