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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确无误，就能够保证研究结果正确吗？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吴承明先生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方法也必须科学化。 历史学家也在追求怎么使历史研究变得科学化。“新史学”这个名词是美国学者鲁宾逊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中提出来的。而实际上，早在1903年，梁启超先生在同样题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这个口号。不过梁先生没有对此展开细致的讨论，而鲁宾逊则做了很详细的论述，讨论怎么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鲁宾逊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要发展“新史学”。“新史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极。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经济史，被称为“新经济史革命”。为什么叫作革命？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历史学都很不重视定量的问题。例如《史记》里说项羽带8000江东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项羽到底有多少兵，谁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讨伐南越，出兵50万，抵御匈奴出兵30万，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只有2000万。因此这些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无从考证。古代打仗喜欢虚张声势，交战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万人，常常说是10万、20万、30万人，以壮大声势，吓唬敌人。由于这些数字不可靠，所以无从进行定量研究。到了后来，可靠的数字多了，这个时候就应当强调定量。 在经济史研究中，传统的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后来数据多了，定量研究兴起，于是形成两个阵营。 那么，史料爆炸和方法变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密切。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这一革命与新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资料爆炸，必将引起旧史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反过来说，研究方法的变革也会引起史料的重大变化。很多材料原来不被视为史料，可现在变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种文书。重视地方民间文书，是从谁开始的呢？是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厦门，厦门大学师生逃难到闽北山区。傅先生那时是青年教师，看见村子里、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约文书。傅先生在大学里念过社会学，觉得这些文书很有意思，就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里面搜寻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国使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社会历史的第一人。可以说，这些史料的发现和使用促成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产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中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