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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号召力的王直，是维持海洋稳定的关键人物。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 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倭寇”失去了控制，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时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国榷》）。 王直死后7年（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改元“隆庆”，这就是明穆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从东南沿海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已然喷涌而出。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年），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年）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而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