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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虽然一直崇尚“老实人要做老实事”、“要有坐冷板凳和把板凳坐坏的决心”。但周忠和至今难免被人问起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他会开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考上了第一志愿化学系，可能合成点药物什么的更有用”。 其实，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除了能够撰写生命史书，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基本问题外，还会对宣扬达尔文进化论、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实，问这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有些功利。自然科学人类探索自然本质的基础科学，同样的，所有基础科学的发展都不是面向当前实际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类很早就怀揣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直到近代才产生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要知道，人类能飞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无数个基础科学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周忠和认真地分析说。 古生物学这个门类虽然在“满足国家需求”这一项开题计划上很“无语”，但它确实又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上挣了“面子”。近年来，我国在古鱼类、两栖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及地层学，以及古人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2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二连巨盗龙”声噪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说，“这得益于前辈留下来的淡泊名利的传统，以及周所长为研究团队营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积薄发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来，相继产生了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张弥曼、吴新智、邱占祥等杰出学者。 周忠和说：“我们所学风好，都是老实人，都在做老实事。我个人真的没什么，团队里有好多人都比我厉害。”他如数家珍——徐星、王元青、张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课题组中的一批中青年人才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说话间，会议室门口走过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后背上挂着一个有些残旧但相当实用的帆布双肩背包…… 启蒙科学思维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说起来，达尔文还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进化理论在古生物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不管鸟类是否由恐龙进化而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帮助人类认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球，进而对地球上存在过的生命和自然产生足够的敬畏。” 认真思考过科普责任的周忠和，在面对公众表现出的对史前地球的浓厚兴趣时，真诚热切地提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启蒙和教育，有时候比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来说，犹如管中窥豹，见一斑而知全部，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既要能从现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丝剥茧、读出过往时空留给现代人的信息，还要有能力把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假说联缀起来、还原出来并验证它们。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枯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十亿年的生命史书。” “同样地，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种好奇心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周忠和沉思道，“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问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鸟类的“伯乐”周忠和，还将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做个人才“伯乐”。 周忠和深陷在沙发中，眯起一双慧眼，由衷地对这项事业感到“非常享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