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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县滨海虎滩觜村附近，有一座“官灶城”遗址，“城垣延袤三十余里，遗址台阶、门垣宛然”(《武定府志》)。其遗址范围由今沾化县官灶村起，经今虎滩嘴村，过八里疙瘩烽火台(今建华村)，至今汀河村，有2700多年的悠远历史。 “官灶城”城池禁垣的投资人是管仲，筑城时间为齐桓公称霸时代，即公元前685到643年。 管仲缘何不惜国力建筑一座城池禁垣，而且在滨海之地?与“渠展之盐”有关。 齐桓公为称霸，举兵进攻东莱，“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虚”国库空虚，由此担心忧虑，问管仲财政之策，提出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及人头进行征税。管仲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富国之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制。“官海”让财富迅速积累于国库，仅海盐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1000万的总人口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是3000万钱；但每升盐加价2钱，对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计口售盐”，每月可多得6000万钱，远远超过每人每月高额人头税的收入。这就是“正盐策”盐铁专卖制度的创立，后来被历朝代继承和发展达数千年。 齐桓公为急需财源，实施了“正盐策”，整顿了盐业专卖制度。煮盐队伍收集罪徒和征集民夫，进行煮盐。官营弊端丛生，难收富国之效。形成罪徒多逃亡，民夫则心生怨恨，即使在士兵监视之下，亦是懈慢不肯用力。致使“夫海出泲无止……泲水之盐以日消”，海水取之不尽，煮盐产量反而逐日减少，煮盐初始，致使盐业专卖制度遭受挫败。管仲开发了“渠展之盐”工程，实行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推行两种制度并举，创立了国营与集体两种所有制之始。 济水海口的贫民，背靠渤海，居住在低洼的沼泽之中，在济水岸阜上筑屋捕鱼，煮海水为盐，以打柴为生，他们对当地环境熟悉，具有煮盐的经验。于是，管仲献策，煮盐之事，交经民办，根据贡献，利润按民七君三进行分成。管仲由人性“好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利民”、“富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主张，通过经济利益处理好了君与民的关系，以利民的政策取得了民心。“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使居住在滨海滩涂地带积草煮盐的人，其归附之多，出现了像集市一样繁华的盛景。最终，由其财源支撑，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大清一统志》载:“丰国镇在利津县东北七十里，则与所谓‘官灶城’一在利津者其地同，疑即《通志》所载渠展者是。”《武定府志•古迹》载:“今考省志，利津独载渠展为古置盐所，并云按之邑志，今利津县北七十里丰国镇是。”利津县明集乡“南望参古窑址”的发掘，出土的煮盐和生活用具陶器，为“渠展之盐”的发生地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考古界认为:“这些地区的聚落居民可能为盐业的生产提供生活物资和军事保护，同时也参与了生产管理、产品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 官灶村建村于明初，朝廷推选“配户当差”的括号制度，“濒海有盐灶”，则为灶籍。编入灶籍的人户，必须世代“以籍为定”，“世守其业”。移民在古城池禁垣遗址上定居繁衍，又因是官府对灶户的管理置所，取名为官灶村而延续至今，后被史书称为“官灶城”。官灶村向属利津县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沾利两县划分界址归沾化县管辖。明隆庆年间，利津知县贾光大到北部均田安垦时至“官灶城”有诗《均田至官灶城有感》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犯渔舟。乍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