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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6月23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与广东巡抚柏贵，在向中央报告英国派人前来要求修订条约时，同时向中央报告了克里米亚战争概况。同日发布的圣旨指出：“俄罗斯夷兵，欲与英夷寻衅，难保不另蓄奸谋。该夷蛮触相争，与中国原不相涉。该督等但当密饬各海口炮台将弁，严行防守，毋稍疏懈。”（《筹办夷务始末》，下同） 当俄罗斯通过黑龙江向各据点开始进行补给时，咸丰在圣旨中要求：“此次俄罗斯乘船拥众，由黑龙江东驶，其所称与英夷争岛之语，未可尽信。”要求黑龙江驻军查清“该国船只究往何处，是否已近三姓边界”，并要求东北各地“一体严防”，“密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其船只来踪去迹，只宜勤加侦探，不可率与该国交接，尤不可轻给照会文移，转生枝节”。 对于英国人的举动，大清国此时也相当狐疑。与太平军的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英国人却不时与太平军有所接触，清政府担心：“该夷既与中国和好通商，何故与逆匪往来，殊非和好之意。况当江中征战之际，设或枪炮误伤，我兵不能任咎。”“如果实与俄罗斯构难，何能从容往来内地，其为包藏祸心，已可概见。”同时，清政府命令“上海夷人”，“不得任意游驶；并谕以江岸海口，现在皆有重兵，若不遵约束，经我兵勇击杀，是该夷自贻之戚，于我无尤，使该夷知我不以起衅为怯，方不致日肆鸱张”。 显然，在克里米亚战火延烧到家门口时，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对俄严防隐忍、对英则针锋相对——这与当时英国军政两界对太平天国的暧昧态度，息息相关。根据美国学者John D。 Grainger的研究，彼时的英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中英同盟，共同对抗俄国。但是，当时的大清帝国还深陷在太平天国动乱的泥沼之中，无暇顾及如此遥远的大国博弈，因此不了了之。 俄罗斯有着离奇的幸运 英法舰队的行动极其缓慢。 从英法对俄宣战，到攻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足足有5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有着优势军力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却在司令普拉斯率领下，在全球紧紧追踪俄罗斯一艘落单的军舰Aurora号，从南美的秘鲁一直追到堪察加半岛。研究者普遍认为，普拉斯因此而错过了最佳的战略机会，令俄罗斯人有了足够的备战时间。 8月29日，英法联军舰队终于进入阿瓦恰湾，兵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城下，双方用炮火进行了短暂的交锋。次日（30日），英法的攻击正式开始，进行炮击，普拉斯一直在旗舰上观战，11点与军官们共进午餐，而后回到自己的舱房，在航海日记上写了几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