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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麦尊是著名的鹰派，不仅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主导者之一。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爱尔兰贵族，在1830~1841年和1849~1852年间两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855~1858年及1859~1865年间又两次组阁出任英国首相。 他在演说中一反常态，提出要大力扶持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他说，英中之间的贸易在不断发展，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正在不断地“改革开放”之中，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而且对国际贸易更为接受和容忍，如果这时英国还不支持中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他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他坦率地说，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是英国最大的利益，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 《泰晤士报》报道说，巴麦尊的演说在议员们的欢呼声中结束。阿思本舰队虽然最后流产，但中英之间的蜜月情调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英国的陆军军官们继续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与清军并肩作战；英国的绅士们在赫德率领下，迅速在中国的海外系统牢牢地掌握了主控权，并依托这种财政力量，在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为英国利益保驾护航，中英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俨然成为同志加兄弟的典范，而中国的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被很多西方人看成是“英国化”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成功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将中国发展成自己的盟友，其自身却在克里米亚战后推行了足足20年的“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的对俄政策，放松对俄罗斯的盯防。 这一韬光养晦的核心，在于对掉头向东的俄罗斯减少干预，而致力于巩固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与印度接壤的周边小国。提出这一政策，其根源在于英国依靠武力捍卫帝国的成本越来越高，试图进行新的尝试。 这一政策推行20年，英国确实得以巩固了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其代价相当高昂：在英国的“无为”之下，俄罗斯终于完成了对中亚三国浩罕、布哈拉、希瓦的征服，占据了高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腹地，对英属印度的北疆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同时，也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前后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东北亚大国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毫无疑问，这些对英国全球战略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187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立即废除了韬光养晦的“精明无为”政策，而代之以更具进取型的“向前推进”（Forward Policy）政策——即凭借武力，对俄罗斯在中亚和远东的扩张进行全面遏制。自此，英俄之间的“大角逐”（Great Game）走向高潮，而地处中亚的中国新疆、地处远东的中国东北及朝鲜，也因此成为全球博弈的焦点，东北亚局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挑战也空前严峻。 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可以看成欧洲历史的分水岭。自此，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足足百年。1853年爆发的第9次俄土战争暨克里米亚战争，正好是这个百年间隔的中间点。这场战争，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政治影响，都对整个19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 主动发起战争的“西亚病夫”土耳其，成功地“以夷制夷”，将国运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这场战争实际上也成了土耳其搭台、列强唱戏的国际博弈。战争的余波所及，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与东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