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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是晚清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但多年来被学术界严重忽视，以致难以描述其完整样貌。勾稽爬梳相关史料，可以确认从19世纪初叶到清末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以西洋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词典编纂者，共编纂出版了包括普通双语词典、汉语方言双语词典、专科双语词典三大类别在内的近70部不同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这一现象的出现，从传教士来说，终极目的是传教事业的需要；19世纪60年代后逐步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群渴望学习英语及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是推动双语词典现象发展的重要动因；清末西书的大量翻译出版无疑充当了重要的催化剂的角色。 关 键 词：双语词典 汉英英汉 晚清 传教士 跨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无论在晚清出版史还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现象的出现都应是值得认真加以探究的重要课题。作为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资料，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历史文本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可低估。然而，现实情况是，其研究意义被严重忽视，不仅早期(上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中国字典词典史、出版史著作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如近代传教史、中西关系史)对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现象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使人丝毫感觉不到这一课题的分量；就是近十年来发表、出版的相关成果中，对晚清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现象的描述，要么史实有误、错误百出①，要么结论武断②，信息不完整③，总之很难使读者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明晰、准确、完整的认识。为推进这一研究，为更多学者今后能从社会文化史、中西文化关系史、汉语发展史、词典编纂出版史等多个视域深入探讨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做些铺垫，笔者勾稽爬梳相关史料，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相关成果，力争对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兴起与发展、源流与谱系作一探讨，以求能比较完整准确地描述出晚清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样貌。④ 一 据粗略统计，从19世纪初叶到清末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以西洋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词典编纂者，共编纂出版了近70部各种类别、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影响之大，实在令人惊叹。按词典类别加以梳理，可以大致划分为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面向使用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的读者)、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英汉双语专科词典三大类。其中，面向读者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下面，我们首先以时间为序，对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出版信息、内容及源流谱系加以简述。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到中国广州，秉承伦敦会的指示，苦学中文及中国文化知识，为日后编纂中文字典和翻译《圣经》做准备。在当时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严禁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严禁外国人居留广州的严苛环境下，历经千辛万苦和十几年的光阴，在付出“健康受到很大损害”的代价后，马礼逊终于编就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厚重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即《华英字典》，其英文全称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the first,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keys; part the second,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nd part the third, consist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出版。⑤《华英字典》共3部6卷，其中第一部名为《字典》，共3卷，分别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出版；第二部名为《五车韵府》，2卷，分别于1819年、1820年出版；第三部名为《英汉字典》，1卷，1822年出版。⑥第一部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编译而成⑦，按部首排列汉字条目。第二部主要以清朝陈先生著作为蓝本并参考中国传统韵书《分韵》、《佩文韵府》等编纂而成⑧，按音韵次序排列词条。这两部皆为汉英词典，只是检字方式不同。第三部为英汉词典。全套词典4开本大小，共4000多页，40000词条，内容极其丰富，其收录词条及例句解释涵括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历史人物、孔孟经典、教育与科举制度、古代科技、戏剧音乐、民俗民谚等，堪称一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问世，为当时西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广泛赞誉，也开中国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之先河，成为其后多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蓝本与规范。 马礼逊《华英字典》初版40多年后，为满足更多读者特别是中国学子学习英文的需要，该书第二部《五车韵府》于1865年由伦敦会设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再版。此书版式由原来的4开改为12开，更便于携带与阅读。1879年，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发行石印版《五车韵府》，版式缩至16开，并将上下两册合并为一册，价格更便宜，流行更广。此外，另一种标署1865年出版、实则19世纪后期石印出版的《五车韵府》也曾在市面流行(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1899年，一位署名金约瑟的编者石印出版了《改订增广五车韵府》，是晚清与马礼逊《五车韵府》有直接关联的最后一个版本。⑨马礼逊字典再版情况大致如是。 马礼逊《华英字典》出齐近20年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于1842年在巴达维亚印刷所出版了他的《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⑩此书体例、规模及具体内容不详。几年之后，麦都思于1847—1848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另一部词典《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据陈力卫讲，麦都思的字典中，几乎将马礼逊字典中的译词全部采纳，甚至误译也承袭下来。(11)这说明麦都思《英汉字典》是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蓝本或脱胎于后者的。麦都思在他的序中提到，这本字典是在马礼逊的英汉字典的基础上编定的，还参照了一位无名氏的拉丁汉译手稿，同时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帮助。但麦都思抛弃了马礼逊用汉语句子解释英文词条的办法而采用单字或词组的方式来注释，而且给出的对应汉语词汇比马礼逊和卫三畏字典都要多。 1844年，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的卫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 1812—1884)在澳门香山书院出版了他的《英华韵府历阶》。此前，为了开创在华事业的局面，卫三畏以马礼逊为榜样，刻苦学习中文。据记载，他“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教师”。(12)经过10余年的努力，他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官话和广东土话，而且编就出版了这部颇具特色的官话英汉词典。卫三畏在此书序言中谈到，在字典编纂过程中，除了引用中国人的著作外，编者还从马礼逊那里摘录了他认为有用的一切，明确说明了词典语料的来源。不过，该词典中的译词与马礼逊词典有很大不同，以双音节词为主，很少单汉字及几个汉字构成的短语。可见中国传统韵书主要收录复合词的特色对他的影响，也从中可见他将词典命名为“韵府”的初衷。此后，卫三畏继续他的词典编纂事业，除编纂出版广东方言词典外，1874年又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普通汉英词典《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今译《汉英拼音字典》)。(13)此书规模不大，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汉字，其特点是每个汉字之下，还标有北京、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方音，检索词目比较方便。此书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界人士必备的工具书。1906年华北公理会委办重订，北通州协和书院梓行。1909年重印。 大致在麦都思、卫三畏的普通汉英、英汉词典出版20余年后，1866—1869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香港《孖剌西报》社(Daily Press Office)出版了另一部普通英汉词典即《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4)该字典为2卷本，2000多页。其显著特色是直接根据韦氏英语词典选择词条，对先前出版的几部英汉词典条目译名做了大量修改，增加了许多俚语、俗语及近代科技术语。时人对该词典大加赞扬：“其中俚语文言无不悉载，前人所略者译之不厌其烦，所赘者删之不嫌其简。访咨至于迩言，搜罗不遗俗字，重抽旧绪，别出新诠，博采傍稽，合参互证。”(15)在晚清时期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中，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是一部别有新意的词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词典编纂的较高成就。1871年(16)，罗存德又编纂了一部《华英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由上海中国内地传教会出版。 与罗存德《英华字典》出版大致同时，1868年，一个名叫邝其照(1836—1891)(17)的中国知识分子编纂的英汉词典《字典集成》(A Small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英汉词典，也是19世纪众多汉外双语词典中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在晚清汉外双语词典编纂基本由西人包打天下的格局中显得尤为珍贵。词典规模不大，共400页，由8000个单词的词典正文和一个包含各类单词和口语短语的附录组成，突出天文地理、日常物用、社交商务等内容。词典正文的编写，参照了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据邝其照后来讲，此书发行量“出乎意料的巨大，充分显示了人们对这种读物的需求和喜爱”。(18)因此，词典初版后邝其照对其进行修订，新增了4000个单词及部分商业信函、贸易表单的范本，1875年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同名再版。1887年，上海的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19)和中国一家出版商共同出版了该词典的第三版，名为《华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此版最大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有关对外贸易的内容，如外贸函件的格式、中国进出口关税表、中国与其他国家商贸协定最新发展情况等。这些内容包含在一个附录中，相当于一个英汉外贸专科词典，为普通汉外词典内容所不见，非常实用。许应锵在该版中文序言中评价：邝其照“近复集取华英贸易书札，取其语言之简括易明，为日用往来所必需者，皆译华英音义”，“将使商旅经营贸易开卷了然”。(20)此后，词典再版不断进行：1893年、1896年，上海申昌书局以《增广华英字典》之名分别石印再版此书；1899年，商务印书馆以《商务书馆华英字典》之名再版；1903年，颜惠庆等受商务印书馆委托修订1899年版词典，以袖珍本形式出版；1920年，该词典1887年版由香港和盛书局再版；1923年，香港新广兴公司重新出版了邝其照的全套英语教学丛书，其中包括《华英字典集成》。上述情况可见该词典在清末民初影响之一斑。 1871年，曾以英国公使馆护送团成员身份来北京、后到中国海关工作，并在烟台、上海、温州等地任教的英国人司登德(George C. Stent, 1833—1884)，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一部名为《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的汉英词典。这是中国近代世俗西方人士汉英双语词典编纂之始。该词典包括5000多个单字，并配以丰富的词汇。每个汉字条目有3列，左列是其罗马字母注音，中间是汉字，右列是其英文释义，非常便于查找。这种编写方式一直影响后来出现的各种词典的编写，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有这种编写方式。(21)1877年，此书修订再版。此后被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买下版权加以补充修订，1898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同名第三版印行，仍署名司登德。除上述词典外，司登德还于1874年出版了一本《汉英袖珍词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具体情况不详。 1872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在福州美华印书局(Razario & Marcal Co.)(22)出版了一部英汉词典《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23)此书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麦都思《英汉字典》及《福建土话字典》等二十几种工具书，可谓兼收并蓄。(24)全书分为2卷，16开本，1243页，印刷精美。收录中文词汇非常丰富，其附录部分收录了西学、中学有关知识，堪称小型百科词典。特别是其中主要由著名传教士撰写或从他们著述中摘录的介绍西方科技的词汇有几千条，囊括了机械学、矿物与地质学、地理学、印刷业、药物学、生理学、数学与天文学、化学等12个领域，许多词汇如“加速”、“热循环”、“渐加力”、“地平线”、“向心力”、“赤道”、“经纬线”、“牵引力”、“热胀冷缩”、“摩擦生电”、“显微镜”、“近视眼”等或反映西方科技基础知识，或涉及科技前沿术语，至今仍在使用。此外，卢公明在词典中还注重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其活动所在地福州地区的民俗、民谚及民间信仰。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方面，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皆有建树。 1878年，广东伦敦传教会出版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的《康熙字典撮要》(The Concise Kanghsi Dictionary)，是《康熙字典》的汉英节选本，虽谈不到有多少创新意义，但对外国及中国读者学习语言、了解中国传统辞书是有帮助的。 1891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编纂的《汉英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1909年再版。 1892年，外交官出身的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25)花费近20年时间编出了一部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为排印这部巨著，别发洋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字车间，雇用熟练的中国排字工专事中文排版，并聘请一批精通中英文的饱学之士专门负责审读校样，经过整整两年才完成排版。该词典共收中文单字13838个，单字与多字条目分开另栏排，每个单字都有编号并给出其多项英文释义，多字条目的收录数量更是超过了在此之前的任何一部汉英词典。整部词典正文6栏排，大16开本，正文共1710页，并设有多种附录，内容丰富，释义准确，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特别是翟理斯改进了威妥玛式罗马注音系统排序(同音同调的再按笔画多少排列先后顺序)，被人称为Wade-Giles System(威妥玛—翟理斯注音系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多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都使用这套系统。(26)此后，翟理斯又花20年时间对这部词典进行修订，于1912年由别发洋行出版了3卷本增订版，在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横滨四地同时发行。这部词典直到1968年还在美国重印，可见其在汉英词典史上的地位与影响。1873年，翟理斯还曾出版《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Idiom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一书，其中汇集了一些结构特殊的中国习语。 1900年，美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iler, 1853—1922)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据著名英语学者徐式谷介绍，该词典编得比较粗疏，误译较多。(27)该词典曾于1915年再版一次。 进入20世纪后，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现了新的气象，即深受西方文化浸染、英语程度好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走上双语词典编纂的舞台。谢洪赉、颜惠庆就在新世纪最初10年里分别编纂出版了自己的英汉双语词典。 谢洪赉(1873—1916年)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基督徒家庭，青年时进入美国监理会创办的博习书院学习，22岁受聘上海中西书院，执教10余年。教学之余从事著译活动，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了大量畅销书籍，其中之一便是《华英音韵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1902年出版。这是一部中等规模的英汉词典，也是我国第一部双解英汉词典。共收词10万条，1914页，24开，洋装布面1册。该词典是以罗存德《英华字典》为蓝本增订的，内容丰富。当时翻译界巨擘严复为此书作长篇序言，称赞此书“独出冠时，世人所当珍贵”。词典出版之后备受时人推崇，到1906年就印刷了6次。光绪皇帝生前索要的购书单中曾明列该书。(28) 颜惠庆(1877—1950)是清末民国著名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外交卓有贡献，而且在发展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多有建树。早年在西人所办学塾、书院读书，后留学美国多年，回国后先执教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并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编辑，后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从此步入外交界。1905年，商务印书馆特聘有着深厚中西学特别是英语语言方面修养的颜惠庆主编一本大型英汉辞典。颜惠庆考虑此书“既足为文明输入之助，而于当轴维新之化，或亦不无小补”，愿意承担此事，但大辞典“荟萃群书”，“兹事体大思精”，深恐才力不及(29)，于是邀请了上海圣约翰书院和香港皇仁书院的16位专家协助编纂。经过3年的努力，主持编纂成了又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英汉词典《英华大辞典》，190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词典长29.5厘米，宽26厘米，厚7.5厘米，16开，上下两册，3000余页，含有12万条英语词汇(包含发音、例句)。词典牛皮书脊，封面、封底牛皮包角，布面精装，内含中国印刷史上最早彩色凸印实样精美插图，体现了上世纪初印刷业的最高水平。该词典多次再版：1910年第3版；1914年第6版；1921年出了大32开小字版。颜惠庆在上世纪40年代写自传时还提到希望再次修订这部词典。该词典成为当时“钻研西学者”的宝贵“津筏”，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严复对该词典给予高度评价，亲笔作序，并在序文之首末钤四枚大印。严复称：“由于吾国西学之日进”，旧有辞典已“不足以餍学者之求”，他盛赞该词典“搜辑侈富，无美不收”，是一部“持较旧作，犹海视河”，且“图画精详，迻译审慎”的巨著。(30) 除谢洪赉、颜惠庆编纂的词典外，晚清最后10年间，还有几部西人编纂的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分别是：德国人赫美玲(Korl Hemeling, 1878—1925)的《英汉口语词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上海中国海关1905年出版，系在司登德《汉英合璧相连字汇》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A Mandarin-Romanizd Dictionary of Chinese with Supplement of New Terms and Phrase)，上海美华书馆1911年出版。此书是对司登德《汉英合璧相连字汇》的第三次修订，署名季理斐。名为修订，实是季理斐的再创造，不仅改正了司登德词典中的错误，而且增加了大量篇幅。词典内容丰富，所收词汇既有常用词，也有清末政府机关、官吏名称和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特别是由于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涌现的大量新词，如“商战”、“社会主义”等。词典广受读者欢迎，从1911年到1930年又修订了6次。 二 在晚清出现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热潮中，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的大量涌现是一个颇引人注意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出版此类词典近30部，其数量之大，已超过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数量。这类方言词典大都用罗马字母注音，按音序排列方言词语，注明汉字的写法(也有词典没有汉字)，用西文解释。拿它们和现代方言口语作比较，可以了解近百年间方言语音和词汇的变化。词典编纂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来华外国传教士。按方言种类划分，包括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及蜀方言。其中，粤方言、闽方言双语词典编纂最为兴盛。 开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编纂先河的仍然是马礼逊。1828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了他编纂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英汉字汇，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给出每个英文单词相对应的粤方言语词外，还引用例句加以解释。第二部分为汉英字汇，也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同时考虑韵母次序。第三部分为成语词组，分为24类，生动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状况。最后附有英语语法。(31)它的出版，受到在广东的欧洲人的高度评价。广州英国洋行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称赞“整部著作的目的是为欧洲人学习中文提供方便，这部著作在促进那个目标的实现上理应受到高度赞誉”，“我们希望通过马礼逊已经做出的宝贵努力，数年后能实现这个目标，外国人用中文同中国人交往的时代将会到来”。(32)《广东省土话字汇》是中国第一部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不仅在粤方言—英语词典而且在整个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编纂出版史上都有筚路蓝缕的开创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粤方言—英语词典不断涌现，场面蔚为壮观。 19世纪40年代有2部：1841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新加坡印刷所出版了《广州土话注音》，这是传教士编纂的第二部粤方言—英语词典，具体情况不详。1847年，美国传教士高德(Josiah Goddard, 1813—1854)编纂的《汉英潮州方言词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由曼谷泰华书局(Mission Press)出版。1883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了第二版。全书248页，正文174页，其余为索引。(33) 19世纪50年代又有2部：185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编纂的《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在广州中和行出版。该书实际是一部粤方言—英语词典，书中收录7850个粤方言汉字，注重实用性，颇便使用。1859年，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编纂的《英粤字典》(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由伦敦会香港分会出版。此书多次重印，1872年重印时改名《粤语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9世纪70年代2部：1877年，曾任职英国驻汕头领事馆的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上海出版了《汕头方言词汇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tow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全书57页，前30页为英文与汕头话语句对照，后27页是英汕词汇对照表。此书总体上比较粗糙，汕头方言用的是基于英文发音的拼音，也没有对音调进行注明，词汇表规模也很小。(34)同年，伦敦会传教士、德国人欧德理(又译作艾特尔，Ernest John Eitel, 1837—1908)编纂的《广东方言词典》(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在香港出版。 19世纪80年代有3部，同在1883年出版。一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卓为廉(William Duffus)的《汕头方言土语英华词典》(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汕头英华书局出版。该书对潮汕话的音系和这本书运用的拼音系统(潮州话罗马字)进行了介绍，所收词汇也远多于翟理斯的《汕头方言词汇手册》，是一部比较严谨的辞书。(35)二是巴色传道会的牧师、德国人黎力基(Rudolf Lechler, 1824—1908)的《英汉汕头方言口语词汇》(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也由汕头英华书局出版。(36)三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斐尔德(A. M. Fielde)的《汕头话音义词典》(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中的汕头话罗马字系统，跟卓为廉词典的潮州话罗马字系统基本一致，对英美人掌握比较困难的音调等都有专门的练习，方便西方人掌握潮汕话。(37) 1901年，传教士C. 雷伊编纂的《客家方言词典》在香港出版。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出版的粤方言—英语词典数量达到11部，其中多数为潮汕话方言词典。 与粤方言—英语词典编纂出版同样兴盛的还有闽方言—英语词典。据统计，仅19世纪30年代就有3部：1832年，麦都思编纂的《福建土话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Ko-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巴达维亚印刷所(一说澳门)出版，为他本人后来编纂普通汉英、英汉词典打下基础，也开晚清闽方言—英语词典编纂出版先河。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的《厦门话标志》在新加坡印刷所出版。1838年，伦敦会传教士、德国人戴尔(Samuel Dyer, 1804—1843)的《福建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在马六甲印刷所出版。(38)此后，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闽方言—英语词典不断涌现。 1853年，美国归正教传教士罗啻(Elihu Doty, 1809—1864)的《英汉厦门方言罗马注音手册》(也译为《翻译英华厦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在广州出版。此书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流行很广。 1866年，韦恩(J. A. Winn)汇编的《福建方言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Hokien Dialect)在新加坡出版。该书副标题明确指出，福建方言是在厦门和新加坡通行的口语。 1870年，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麦利(R. S. Maclay，也译摩嘉立，1824—1907)、摩怜(C. C. Baldwin，也译鲍德温，1820—1911)合编的《福州方言华英字母顺序字典》(也称《榕腔注音字典》，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Foochow Dialect)在福州美华书局出版。词典每个条目以汉字标出字头，标音附在字头下方，用英文解释字义后罗列有关常用词语，并加以英文翻译。全书附在各字目下的福州方言词汇3万余条。该书出版后反响颇佳，1898年由福州美华书局再版，192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第三次出版发行。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福州方言的资料均取自这部词典。(39) 1873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编纂的《厦英大辞典》(或作《厦门音汉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由伦敦杜鲁伯公司(Truber & Co)出版。全书共600多页，收词丰富，没有汉字，厦门话发音用罗马字拼音，用英语解释字词发音、意义用法。此书是第一部大型厦门腔白话汉英词典，也是汉英厦门方言词典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部，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学习闽南方言人士的必备工具书。杜嘉德也因该书的编纂及影响获得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跻身晚清著名汉学家之列。1899年，此书经厦门倪为霖牧师校对后再版；1923年，英国长老会的巴克礼牧师(Thomas Barclay, 1849—1935)又对该词典进行增补续编，以《增补厦英大辞典》(Supplement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之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883年，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又名马约翰，John Macgowan)编纂的《英汉厦门方言字典》(也称《英厦辞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在厦门出版。 1891年，传教士亚当(T. B. Adam)编纂的《英华福州方言词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在福州美华书局出版。该书为32开本，320页。全书以英文字母为序，共列9000余个英文单词，配以相应的福州方言词语(只写罗马字拼音，没有汉字)，同义的词语依次排列。 上述8部闽方言—英语词典中，多数为厦门方言词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教士在厦门方言使用地区(包括厦门及南洋各地)的活跃程度及厦门方言的影响力。 晚清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中，除上述粤方言、闽方言词典外，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的，还有吴方言词典，其中包括3部上海方言词典、1部宁波方言词典。1862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麦嘉湖的《上海话短语选》(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是中国最早的上海方言—英语词典。1869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上海方言华英词集》(也译为《上海方言词汇》，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1876年，传教士睦礼逊·惠理(William T. Morrison)编纂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也称《宁波方言英华词集》，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出版。2009年，General Books LLC再版了此书。1911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戴维斯(D. H. Davis)与薛思培(J. A. Silsby)编纂的《上海土语华英词典》(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此外，晚清时期汉语方言—英语词典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成都方言词典，即1900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with Syllabic and English Indexes)。该书是晚清唯一一部专收成都方言常用口语词的蜀英词典(实为词汇集)，由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钟秀芝(Adam Grainger)编著。该书826页，共收字头3786个，异体字112个，无字词(指的是有音却不能确定记录它的文字的词)191个，用例13484条(包含成语401条)。释义举例都用口语，不收文言词、外来词。据研究，其所记的音是19世纪后期的成都话，其所记词语与今日成都话几乎完全相同。(40)《西蜀方言》不仅对研究19世纪后期成都语音、探究西蜀方言词汇的发展与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渠道了解19世纪的蜀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南方方言—英语词典外，晚清尚有几部标明北京方言的词典，如英国人司登德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今译《汉英北京方言词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富善的《北京方言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ese Syllabary)；爱尔兰传教士傅多玛(T. C Fulton)的《汉英北京官话词汇》(Chinese-English Mandarin Phrase Book, Peking Dialect，1911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等。这些词典由于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汉英词典，与普通汉英词典基本无异，因此我们已放在本文第一部分加以叙述。 我们要介绍的第三类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即英汉专科词典。洋务运动以来，随着西学各科知识的不断传入，西方学术建制的学科专有名词的厘定与统一成为当务之急。(41)还在19世纪6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之初，英国传教士、翻译馆译员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就提出编辑“中西名目字汇”，以方便译书，“免混名之弊”。(42)在他及馆内中国同仁的努力下，到80年代，编就数种中西名词对照表。1883年出版《金石中西名目表》；1885年出版《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7年出版《药品中西名目表》；1890年出版《汽机中西名目表》。(43)这几种中西对照表的出版，对后来相关学科译名的统一有重要影响。 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编纂“中西名目字汇”大致同时，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益智书会(后改称中国教育会等)与博医协会也在致力于统一译名、编纂中英专科词典的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博医协会的几名医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陆续发表了数种有关医学、生理学方面的中英名词对照表，即惠特尼(Dr. H. T. Whitney)的《英汉解剖生理词汇》，波特(Dr. H. D. Porter)的《生理学名词》与嘉约翰的《疾病名词词汇》等。之后，英国传教医生高似兰完成一部《高氏医学词汇》，于1908年出版。(44)1902年，教育会方面的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8)完成《无机化学名词中英对照表》。1904年，他又完成一部500余页的《术语词汇》(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涉及50多种科目，收录名词12000余条。(45)此书后经增删，于1910年再版。 除上述机构外，另有部分在华西人清末也编有几部英汉专科词汇，如1894年派嘉(J. H. P. Parker)编纂的《轮船类系图考》(Anglo-Chinese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Ship-building)，1906年富格森(J. W. H. Ferguson)出版的《邮政成语辑要》(A Glossary of the Principal Chinese Expression Occurring in Postal Documents)，1908年税务司文林士(C. A. S. Williams)出版的《海关商务英华新名词》(Anglo-Chinese Glossary of Modern Terms for Customs and Commercial Use)，1911年吉特(L. de Gieter)编纂的《英汉商业学字汇》(An English-Chinese Handbook of Business Expressions used in Banking. etc.)。(46)此外，尚有《西药摘要》、《中西药名目》、《中西度量衡表》、《中外病名对照表》等。 严格说来，与后来出版的中外专科词典相比，清末出现的上述中英术语词汇只能称之为专科词典的雏形，大多词汇书存在收词规模小、释义较少、一些译名欠准确等问题。但这些专科词汇词典的发表或出版，对统一各学科译名、提高翻译质量、传播西学、推动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均有重要意义。 三 在对晚清各类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脉络及相关内容信息加以描述后，我们有必要对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做些分析。从根本上说，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大量涌现，是中西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没有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就没有双语词典的产生，它是近代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必然结果。 上面述及的几十部双语词典，绝大多数编纂者都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其中的佼佼者如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罗存德、卢公明、季理斐、鲍德温、杜嘉德、傅兰雅等。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十数年甚至毕生精力从事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原因何在？动力何在？从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恐怕主要是为了帮助来华西人(首先是传教士)学好汉语(包括地方方言)，终极目的还是传教事业的需要。以马礼逊为例，他来华前伦敦会在给他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你能够继续留在广州而不致遭到反对，一直住到你能达到完全学会中文的目标。然后你可转到另一个方向使用你的中文知识做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你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你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好使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47)马礼逊正是遵从伦敦会要他做好传播福音工作的指示，到中国后努力编纂双语词典的。他在1809年12月4日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也回应说：“我希望这部字典能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48)卢公明也曾说：“当一个传教士让自己根植于一个民族中时，他最先做的应该是努力掌握这个民族的语言，而且不能只是肤浅的了解，必须彻底地掌握他们的语言……使自己不仅能在普通的交谈中应用，还可用于查阅图书馆的藏书，阅读书籍。”他希望通过传教士在词典编纂上的努力，“砸开那道拒绝天国中的居民与一切说英语的人交往的障碍”。他还鼓励其他传教士“有自信，也有能力像使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一样熟练地使用该民族的语言”。在他看来，只有使汉语这一几乎“难以学会的语言”的围墙彻底被传教士摧毁，上帝的福音才能泽被中国广大民众。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才把“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作为《英华萃林韵府》的首要读者。(49) 这些词典的内容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为来华西人服务的宗旨。这些词典不仅收录了包括大量关于中国传统经典、宗教信仰、哲学、文学、官制礼仪、民俗民谚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的词条，而且在词条的释义上，为使西人便于理解，往往引经据典，详加解释。如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对“die”(死亡)一词的解释，就从中国经典中引用很多句子说明不同宗教、阶层表达死亡概念的不同，同时还介绍了中国人的殡葬习俗。这些介绍，使西方读者不仅了解了词条表面的含义，还理解了词条背后的相关文化知识。(50)翟理斯在自己编纂的词典中对汉语单字分项释义，经常追本溯源，非常细致。如“北京”一词有60多个不同的名称，翟理斯在词典中全部收罗无遗；对“高祖”一词的解释，不仅说明是great-great-grand-father，而且说明是“给几个王朝开国之君死后上的尊号”。这显然照顾到西人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时的文化背景情况。从词条注音情况也可见为西方读者考虑细致之一斑。如卫三畏、季理斐、翟理斯等人就非常注意在词典中为汉字注音，特别是翟理斯《华英字典》所收的汉字大都有详尽的注音，而且注出多种方言的读音，如广州话、客家话、福州话、温州话、宁波话、北京官话、中原话、四川话等等，为西方读者考虑真是用心良苦。 双语词典为传教事业服务的目的在方言词典编纂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实际情况是，越是传教士活跃的地区，产生方言词典越多。前述各种方言词典的涌现，无不如此。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只开放广州一地作为通商口岸，来华新教传教士只能在南洋一带及澳门、广州活动。马礼逊从1807年来华到1834年去世，只能在广州、澳门等地居留与传教，所接触的中国人都是说粤方言的广府人。粤方言区遂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地区。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及第一部方言—英语词典均诞生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样，当时在南洋一带分布着大量说闽南话的福建人，闽南话成为这些地区通用的语言之一，早年在巴达维亚创办、主持印刷所的麦都思之所以能编成中国第一部福建方言(实际是闽南方言)词典，与此背景密切相关。此后，潮汕方言词典、闽南方言词典之所以能领晚清方言—英语词典编纂出版之风骚，都与新教势力在这些地区的极度活跃(51)及该地区由于对外交流繁荣而致的语言影响力密不可分。(52) 总之，来华传教士大量编纂出版双语词典的举动，完全是在巨大宗教热忱支持下的自觉行为，充分体现了为传教事业献身的宗教精神。至于词典编纂所带来的其他效应，恐怕是传教士较少考虑的。无论如何，传教士对双语词典出版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应予以积极评价，他们至少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分析晚清双语词典现象出现的原因时，还要看到，随着西学东渐及洋务运动的不断扩展，中外交往的扩大，逐步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群渴望学习英语及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是推动双语词典发展的重要动因。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华的教会学校及中国人自办的洋务学堂快速增加，在校学生人数飞速发展。从教会教育方面说，60年代中期在华耶稣、天主教会共设文义学、学堂、书院74所，学生约1300人。(52)到70年代后期，天主教会仅在江南一带就有学校558所，学生9000余人；新教学校350所，学生近6000人。(54)而到80年代后期，新教学堂数量达到1086所，学生16836人(55)；1892年天主教学堂633所，学生10917人。(56)不仅教会学校及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学校层次也明显提高，中学所占比例逐步扩大，个别书院如圣约翰书院发展为大学。就中国人自办的洋务学堂来说，从无到有，发展也非常迅速。到甲午战前，共有洋务学堂25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57)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设置，外语自然占有重要位置。教会学校甚至除国文外，所有课程都使用英文教学，一律用英文课本。洋务学堂中的“西文学堂”自不必说，就是“西艺学堂”和普通学堂，英语也逐渐成为必修课程。有的洋务学堂(如江南水师学堂)招生时甚至把“业通英文”作为必要条件。(58)另据同文会报告书记载：1895年后“全国各地的中国学生纷纷要求传教士教他们英语、法语、德语或一些西学”。(59)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推断，随着新式教育所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不断增加，英语学习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除正规新式教育所带来的英语学习市场外，为适应通商口岸中外贸易大增而创办的私立英语夜校或培训班数量的激增也大大扩大了英语学习市场。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兴办英语夜校与培训班的盛况，我们可从《申报》所刊登的广告中探知一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大量英语夜校与培训班招生的广告，每则广告少则刊登几日，多则刊登数月。据熊月之等人统计，仅1873—1875年，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的英文学馆、书塾、公所等培训洋文(主要是英语)的机构就有15家。(60)这些培训班多以西人为教习，教授的课程以英文为主，兼教与涉外业务有关的知识，如西人麦开开设的洋文书塾就兼教报关单、提货单、栈货单等各项知识。(61)有的旋开旋关，有的则开办了许多年，如英华书馆、信和洋行英文学塾等。这些培训班随着通商口岸中外经贸事务的增多而越开越多，学费也越来越高。这些情况说明清末中国人对外语教育的实用态度已成风尚，也说明英文培训市场已逐渐成为包括英汉双语词典在内的英语读物出版所不能忽视的重要份额。 无论是正规教育还是业余培训所造就的读者市场无疑都刺激、促进了双语词典的出版。马礼逊《五车韵府》于19世纪60年代后的多次再版，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中国学子学习英文的需要。邝其照、谢洪赉、颜惠庆等中国学者编纂的词典无疑更是为了满足国人学习英文及西学知识的需要。这些词典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购者接踵而来，见者夸不绝口”(62)的现象也充分印证了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知识界对双语词典的旺盛需求。 最后，对于晚清双语词典的发展，西书的大量翻译出版无疑充当了重要的催化剂的角色。晚清时期，各类西书出版机构先后有一百多家，翻译出版各类西书不下数百种，涵括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学科门类。如此大规模的西书翻译出版，既为双语词典的编纂做好了学术铺垫，营造了学术氛围，也对双语工具书的编纂提出了紧迫要求。严复所说“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63)，明确揭示了各学科知识的发生与传播对工具书的基础性作用。而傅兰雅所说“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及其后中外学人为统一译名、编纂专科语汇词典而做出的努力(64)，则为“翻译需要工具书”这一译界常识作了注脚。 注释： ①如胡开宝在《英汉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竟将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 1552—1610)误写为“西班牙传教士马修·里奇”(该书第34页)；将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译为“罗布存德”，字母拼写也弄错(该书第35页)；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年)出版时间误为1870年(该书第36页)，等等。雍和明的《中国辞典史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在双语辞典外国编撰者人名及词典名称翻译问题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将马礼逊译为“莫里逊”；其他重要编撰者如麦都思、罗存德、卫三畏、翟理斯、戴尔、欧德理、卓为廉等人名则干脆不译，直接把外文名搬了上来，对读者的阅读理解造成困难；将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错译为《法律用语英华词集》(可译为《官话英汉词汇》)。高永伟的论文《邝其照和他的〈英语短语词典〉》(《辞书研究》2005年第2期)、李传芳的论文《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历程》(《集美大学学报》第8卷第2期，2005年6月)亦有史实错误，都将邝其照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年)出版时间误写为1904年。诸如此类的史实与翻译错误不一而足。 ②如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在其论文《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中认为1872年后“传教士的辞典编纂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活跃的世俗西方人”。而事实是：这一时段编纂双语词典的传教士很多仍相当活跃，杜嘉德、卫三畏、睦理逊·惠理、欧德理、湛约翰、富善、鲍康宁、季理斐等都是传教士。故沈国威先生的上述结论有武断之嫌。 ③大多论著出版信息不全，要么缺出版地、出版机构，要么缺编撰者信息，要么缺词典的源流与谱系情况，很难给人双语词典编纂的完整样貌。 ④近年来，徐式谷、沈国威、内田庆市、司佳、潘小松等海内外学者对近代双语词典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研究，发表了一些优秀成果，值得关注。 ⑤关于马礼逊编纂《华英字典》的情况，谭树林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有细致研究。 ⑥初版《华英字典》，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基金会合作，以香港大学图书馆藏《华英字典》为蓝本，在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全套该词典。 ⑦马礼逊：《华英字典》，大象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第一部《字典》序言，第9页。 ⑧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序言，第5页。 ⑨关于马礼逊《华英字典》再版的情况，可参见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 ⑩巴达维亚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曾是19世纪初叶新教传教士传教及传播西学的重要地区之一，麦都思1823年后在此建立印刷所。1843年，麦都思移居并将巴达维亚印刷所迁到上海，定名墨海书馆，1844年开始出书。徐式谷先生在《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麦都思此书是墨海书馆出版的，似有误。 (11)陈力卫：《早期的英华字典与日本的洋学》，陈少峰主编：《原学》第1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12)［美］威廉·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3)此书初版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有收藏。 (14)据沈国威先生讲，由于罗存德与教会的纷争，《英华字典》在中国国内的发行受阻，现在中国国内几乎很难找到罗的字典。《英华字典》出版后大部分为日本购入。见沈国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5页。 (15)张玉堂：《〈英华字典〉序言》，罗存德：《英华字典》，卷首。 (16)一说1874年，如前引沈国威文。 (17)长期以来，在中国词典史上享有多个第一的邝其照似乎被历史遗忘，各种论著鲜少提及。即便提及，亦语焉不详。近几年，这种局面有所改变。高永伟的《邝其照和他的〈英语短语词典〉》(《辞书研究》2005年第2期)、司佳的《邝氏英学丛书与十九世纪末上海实用英学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邹振环的《中国近代留学与报刊史上的邝其照》(“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暨第二届中国留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11年)等论文对邝其照的词典编纂成就皆有论及。 (18)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序言”，上海别发洋行1887年版，卷首。 (19)此出版机构记载甚少，人们多不清楚其中文名称。也称“别发印字房”，系西人J. M. Kelly和J. F. Kelly兄弟1860年代(一说1870年代初)在上海成立。后来，爱尔兰出版商Arthur Walsh加盟，成立Kelly & Walsh公司。一战后，成为远东最负盛名的英语书籍出版社，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横滨设有分公司，许多书籍同时在上述几地发行。 (20)许应锵：《〈华英字典集成〉序言》，邝其照：《华英字典集成》，卷首。 (21)参见赵晓阳《19至20世纪外国人研究北京方言的文献资料》，《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第198页。 (22)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的罗扎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俗称福州美华印书局。 (23)关于卢公明及其英汉词典编纂事迹，可参看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6—132页)。 (24)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福州美华印书局1872年版，序言。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6页。 (25)翟理斯，1867年来华，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1893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返英，前后历时25年，除5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7年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1935年病逝，一生汉学著述丰富。 (26)参见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4页。 (27)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1页。 (28)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内务府的“呈进书籍档”中有内务府办理光绪帝索要购书单的记录。见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81页。 (29)颜惠庆等编：《英华大辞典》，“颜惠庆序”，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30)严复：《〈英华大辞典〉序》，颜惠庆等编：《英华大辞典》。 (31)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32)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39), Vol. II, Appendix II, p. 82. (33)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此版《汉英潮州方言词汇》。 (34)该书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有收藏。署名“北京阿舍”的作者在网络刊物春潮杂志(人人网：zhan.renren.com/tsuntie，2011年10月4日)展示了该书的封面页、前言、正文等内容。 (35)翻印绝版书的美国出版商NABUPR于2010年1月重版发行此书，网上有售。 (36)黎力基还曾编纂出版过一部客家方言字典《客英词典》，按照客家方言音序编排，用罗马字拼音罗列词语，用英文对每个词语在客家方言中的用法加以解释。该词典已佚，只留下片断页码。 (37)此书在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有收藏。署名“北京阿舍”的作者在网络刊物春潮杂志(人人网：zhan.renren.com/tsuntie，2011年10月4日)展示了该书的封面页、前言、正文等内容。 (38)1834年戴尔还在马六甲印刷所出版了《中文最常用三千字》。 (39)参见陈泽平《19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文献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5页。 (40)见国学数典网：http://bbs.gxsd.com.cn/forum.php，2009年5月13日，论坛发帖。 (41)关于清末译名统一问题，可参见王树槐的《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9页。 (42)傅兰雅：《译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43)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第2卷，上海中西廨署1899年版，第18页。 (44)梅晓娟、周晓光：《晚清在华传教士与英汉科技词典编纂》，《辞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36页。 (45)C. W. Mateer,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上海美华书馆1904年版，Preface, pp. 3—5。 (46)参见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第30页。 (47)［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48)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三部《英汉字典》，第286—287页。 (49)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eface. 福州美华印书局1872年版，转引自林金水、吴巍巍《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7、128页。 (50)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一部《字典》第1卷，第749—750页。 (51)如19世纪40年代后，先后有长老会、浸信会、安息日会等三个外国教会的四个宗派传入潮汕地区，传教布道，建立教堂，同时施医赠药，兴办教育，影响之大远超其他地区，潮汕方言词典遂应运而生。 (52)如说闽南语的厦门地区从明清逐渐发展为重要港口，来华人士常选择厦门居住或通过厦门港转往内地，闽南方言遂成为外国传教士及入华人士必须学习的一种语言。因而西人编纂的方言词典中，多闽南方言词典。 (53)根据《1866年耶稣教义学及学堂表》(《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第1期)、《1866年天主教书院及学生数》(《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第3期)统计。见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2页。 (54)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5、73页。 (55)《全国基督教会学校学生历年增进表》，《新教育》第5卷第4期，1922年11月。 (56)《海关十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57)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58)《南洋水师学堂考试纪略》，《格致汇编》第7卷第4期，1892年冬，第47页。 (59)［美］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60)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61)《洋文书塾已开》，《申报》，1875年3月8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6册，第203页。 (62)点石斋经营者：《五车韵府》序，转引自司佳《〈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的英语出版业》，《史林》2009年第2期，第11页。 (63)严复：《〈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谢洪赉：《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卷首。 (64)除上文所述傅兰雅等西人为编纂汉英专科语汇词典所做工作外，清末大批中国学人如高风谦、梁启超、徐维则、盛宣怀、严复等也为统一译名有呼吁与尝试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