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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如许惨痛的教训在前,后辈依旧无所畏惧地重复着昨天发生的故事。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南迁云南,蒋梦麟与张伯苓、梅贻琦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日常事务。由于三校合并,故西南联大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蒋深知若过问太多,势必招致其他两校师生的猜测与反感。基于此种考虑,蒋干脆“无为而治”,整日不是躲进防空洞里写写自传,就是与沈尹默切磋书法,探讨学问,如同赋闲之人一般。也许寂寞久了,蒋做出了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1945年6月,接受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接受宋之邀请,初衷不过是想体会一下政坛中枢之内的滋味,并无辞掉北大校长之念。然在北大诸位教授眼中,蒋之举动无疑是“官迷心窍”。众人看来,蒋要么踏踏实实地做校长,要么一心去追求自己的高官梦,绝不能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昔日知交周炳琳就明言:“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眼见众人已摊开底牌,蒋没有再作挽回,也没多做辩解,就这样结束了执掌北大十五年的历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令他始料未及且悔恨不已的是,昆明一别竟也是其在教育事业上的“绝唱”,从此再也无缘进入教育圈。 无独有偶,民国地质学先驱朱家骅本在学术界与教育界做得兢兢业业,后书生参政投入宦海,面对权力诱惑,还是难免一念之差、犯了糊涂。1943年,蒋介石参加中央训练团纪念周,在休息室里看见九只镀金大鼎,于是向身边下属询问。原来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策划工会铸造,向他“献礼”。蒋立刻大发雷霆,当面痛骂朱家骅,说他糊涂,把自己当作皇帝看待,真是岂有此理,骂得朱氏无地可容、极度难堪。一介书生居然也学起官场老油条们迎风拍马,格调实在太低,自然倍受学界诟病。 较之蒋梦麟、朱家骅,陶希圣则陷得更深。陶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创立了著名的“食货学派”,在平津学界威望颇高。1937年夏,其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被突然任命进入侍从室工作。期间陈布雷携陶去见蒋介石。陈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见到陶,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陶问道:“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蒋起身回答:“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陶问陈布雷:“这是怎么回事?”陈:“这是命令。”据陶希圣后来回忆,那一刻,他感到十分惶恐。突如其来的一道口头“命令”,使名牌大学的教授一夜间进入政府高层,这改变了陶希圣的人生轨迹。或许陶心中只有惶恐,却没有不安,于是还是接受了任命。其人生梦魇亦自此开启。陶后来跟随汪精卫,出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幸后来迷途知返,气节虽亏,但尚未沦为千古罪人。《箜篌引》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于此信然! 其实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甘寂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