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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专卖古已有之 黄天华说，盐政的主要财政形态就是盐贡，特别是《尚书·禹贡》所载的“盐”贡。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刘德法从文字学角度分析了“盐”，他认为汉字很有讲究，有象形文字的基础，“盐”字繁体正写为“鹽”，是由“臣”、“人”、“卤”、“皿”四个字组成，实际上“盐字分为三部分：下部象征制盐的工具，上部左边表示王权之下的官僚，上部右边则是制盐的卤水。这个字较具有甲骨文的特征，且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权对盐的垄断”。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程念祺对中国古代盐专卖史研究精深。他说，食盐专卖制度古已有之。在周代，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领地和人民，商人在他们的领地上销售食盐，必须获得他们的特许。这就是最早的食盐专卖制度。那时，盐商一般都是领主的附庸。类似的食盐专卖制度，一直到汉武帝以前都在实行。 专卖即所谓“榷禁”。秦汉的食盐，一直到汉武帝之前，还是实行专卖。盐商与官府总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履亩而税既做不到，而舍地税人又造成大量人口逃亡，在不进行土地清查和人口清查的情况下，汉武帝的针对性做法就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不管是什么人，总要吃盐。国家收不到土地税也收不到人头税，那就收食盐税。 程念祺认为，按照汉武帝的想法，食盐的官营，可以将天下盐利一举纳入国库。但是，国家没有专理煮盐、冶铁之事的人才，汉朝不得不将原来的盐铁商收编，成为为政府经营盐铁的官吏。史书上说，当时官盐卖得很贵，百姓都吃不起，只好“淡食”。实际上，用盐商为官府经营食盐，许多权贵乘机加入这一由国家垄断的发财事业，因此大量增加了官营食盐的成本，又加上官商和权贵从中贪污，盐价不得不贵，否则国家就没有了赚头。可见，食盐官营并不能做到“民不加富而国用饶”。 私盐影响政局 程念祺说，食盐官营，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货币财政。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开始由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五琦立盐铁法，实行食盐官营。具体的做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而盐价由一斗十钱，上升到一斗一百十钱。这样唐朝中央的盐利，年收入约在四十万缗（贯）。 公元760年，继任盐铁使的刘晏改变这种官营方法，实行民制、官收，加价批发给商人，任其运销。这种方法，与历史上国家特许商人制盐贩盐的专卖制度不同。刘晏的办法，其实是官商分利，即国家控制食盐资源和生产，并且以总批发商的身份向商人售盐；商人则通过运销官盐获得专卖利润。经刘晏改革，唐朝的盐价由原来的一百十钱，逐渐增加到二百十钱、甚至三百七十钱。估计当时官盐的批发价是非常高的。所以唐朝的盐利收入也由原来的四十万缗，上升到六百万缗。 刘晏的盐法，为宋、元、明、清各朝所沿袭，但有不少改进。《管子》、汉武帝（桑弘羊）和第五琦所讲到和实行的盐法，是完全的食盐官营，是“经理型”；而刘晏实行的盐法，是“税收型”。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国家的高额垄断利润，势必导致食盐走私。 这个问题不仅在唐代，在宋元也都非常严重，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甚至成为社会暴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因为利之所在，官僚贵族将之视为利途，必欲趋之，这中间所形成的贪污腐败，也从另一个方面危害国家财政收入和政治稳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国家通过食盐专利来控制税收，局部范围内具有降低执政成本的作用（税人成本高于税地，税地成本高于税盐），但是这种局部性的执政成本的降低，却忽视了由国家控制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将会引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社会冲突，及由此而引起整体性的执政成本的上升。比如最终断送了唐王朝的黄巢，就是一个著名的私盐贩子。明朝的张献忠也是私盐贩子出身。这些私盐贩往往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统治者有时候还无法战胜他们，不得不招安另外一部分私盐贩子以作对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