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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胜蓝，浙江金华人，早年曾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样的经历，后来在许多叛徒出身的国民党特务中不乏其例。国民党特务之所以吸收这些人，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共的底细，二是更加懂得苏联的底细，特别是共产党的内部组织及其运行等，这是刚刚“出道”的国民党特务十分陌生的。 据悉，傅胜蓝叛变后，被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说服，于1933年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革青会”，后来又进入“力行社”核心，并主编其机关刊物《司令塔》。又据也是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特务的陈恭澍后来回忆（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详细讲述了一部“特工史”，所谓《英雄无名》五部曲，大陆版为《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笔者注），“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后，特务处内顿然增加了一批新人，其中以留苏学生和脱共分子居多。老实说，平均水准，比戴先生以军校同学为骨干的老班底优秀多了……所以多获戴先生之重寄”（陈恭澍《北国锄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就有傅胜蓝。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最为活跃的时候，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督察主任，此前则以充任特工学校的教官而出名。 戴笠的特务处曾出版过许多专业书籍，这些书籍是训练特务的教材，其中有一本即是由大叛徒王新衡和傅胜蓝合译的苏联《切卡-格帕乌》（即“契卡”，又名“格柏乌”），内容是苏联特工组织和活动的概况。此外还有大叛徒顾顺章口述、臧公惠整理记录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以及由另一名叛徒程一鸣撰写的《情报学》和《内勤业务》。这些教材加之由特务头子郑介民撰写的《军事谍报》等，成为国民党“军统”各特务训练班的基本参考教材。 诡异的“《司令塔》事件” 傅胜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事件，即“《司令塔》事件”。 《司令塔》是“力行社”的社刊。当年几名国民党“青年才俊”忧于国难和内扰，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之初，作为其“两大建设”（精神建设、组织建设）之一的“精神建设”的具体措施，即阐述组织的精神、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等，《司令塔》于是问世。这是64开的小册子，每期不过薄薄的七八页，但它却不啻是“力行社”的精神纽带，大凡下达命令、情报汇编等皆收录在内，且发行时间长达7年左右，实为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最重要的一本绝密刊物。由于“《司令塔》事件”，傅胜蓝得咎入狱，并由此积恨于心，为他后来再次叛变作了铺垫。 却说当年由汪精卫兼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因为一再对日本妥协退让，被许多激进的爱国人士视为“汉奸的大本营”。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35年春，在刚刚出版的一期《司令塔》中，居然出现了两张夹页——那是一份完整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书。《司令塔》当年是仅供“力行社”社员参阅的，被当局视为绝密文件，甚至“蓝衣社”的魁首们也必须实行“阅后焚毁”的纪律。多年之后，青年历史学者丁三仍然不解地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进入‘朝天宫’（也是南京国民党特工的一个活动场所——笔者注），怎么放进三百余份小册子里的。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最令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个人又通过某种途径，‘将此夹有两页的刊物给汪氏看’。”（丁三《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显然，似是有人刻意以此来挑拨蒋、汪的关系。彼时面对日本侵华的强劲姿态，蒋、汪的对策有了分歧，却又有相通之处，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汪精卫获悉《司令塔》的事情后，会那样地勃然大怒——“素来温文尔雅、被视为彬彬君子的他，在众多国民党元老面前诉说起了自己的委屈。通车、通邮问题，不是蒋介石主张的吗？不久前刊载在《外交评论》杂志、被视为中日和解象征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不就是蒋介石口述、陈布雷命笔，并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吗？他的所作所为，既代蒋受过，又成为‘蓝衣社’的刺杀对象，天下焉有此理？”于是，接下来的事更加证明了“《司令塔》事件”并非空谷足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