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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正在召开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本来是作为国民党“五大”的一个预备会议，所谓“冠冕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有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拜谒中山陵之后，一一入场，随即在党歌声中，由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委员齐集会议厅门前合影，而在汪精卫身边却留下了一个空位，那本来是蒋介石的位置，“这个反常的现象，使接下去的事件显得烟波诡异、疑点重重”。不久，一名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闪身而出，突然掏枪，朝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 “刺汪案”是民国史上一个转折点，蒋、汪的破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至于“《司令塔》事件”，后来丁三认为：傅胜蓝不过是“力行社”要员酆悌的替罪羊，最终，“作为宣传处助理干事、《司令塔》主编，他被判入狱两年”。 傅胜蓝会忍气吞声么？ 两本《蓝衣社内幕》 丁三在《蓝衣社》中写道：“傅胜蓝转投戴笠系统后，1942年，他再次被汪伪‘76号’捕获了。这次，周佛海亲自出面，不仅说服他改换了门庭，而且使他答应与文化界大汉奸、作家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合作，写作《蓝衣社内幕》一书。” “毫无疑问，周佛海此举，为的是诋毁重庆政权，并多少给伪政权涂脂抹粉。但在市井纷传‘蓝衣社’，而戴笠系统又无处不在之际，这本书具有极大的时效性和轰动效果：当年秋天，《蓝衣社内幕》出版后，行情一路看涨，被称为‘洛阳纸贵’‘凡识文墨者莫不知有该书’。短短两三年时间，这部真伪难辨、兼有史实和演义色彩的著作，销售高达二百余万册。” “作为民国罕见的畅销书之一，《蓝衣社内幕》自然也流传进了后方，流传到那些‘力行社’发起人的手里。问题在于，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在众多魁首或失意或沉沦之际，谁还顾得上与之辩驳呢？谁愿意去追溯它最初的、清新而澎湃的道路呢？何况，所有这些还都被视为重大机密。又何况，在‘力行社’早已烟消云散的情况下，它的主要遗产，那个庞大、森严而面目诡异的‘军统局’，与傅胜蓝所说所写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它最适合的名字，或许就是‘蓝衣社’……” 傅胜蓝1942年再次叛变，投靠了日伪政权，而他的“见面礼”竟是一本《蓝衣社内幕》（据说这本书还被日本在上海的宪兵和警察用来做教材，来训练替他们秘密服务的特务——笔者注）。这不禁要让笔者多说几句了。其实，应该是有两本相同书名的《蓝衣社内幕》，一本是傅、胡合著的，另一本则是当年由汪伪的《国民新闻》连载的。后者的作者却是以另一个“军统”叛徒陈恭澍的名义撰写的，传说这是汪伪当局为了断绝陈恭澍的“回头”之路而设计的，也即李士群、万里浪、傅胜蓝的策划。1942年4月，上海的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在连载结束之后又出版了同名的书，列为“国民新闻丛书”之六，堂而皇之地行销于市，在书后的广告页中还有宣传提要：“‘蓝衣社’之在中国，几已妇孺皆知，甚至声闻世界，与苏联之‘格伯乌’同样震惊世人。本书作者以该社高级干部之身份作现身说法，真实地暴露十年来中国的秘密政治之内容，其详尽精确自非局外人所可企及，实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信史，亦为阐述中国秘密政治之第一部巨著。”于是，虽说此书只有薄薄的100余页、15万字，却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一版再版，一直印了10余万册（一说200余万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