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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朱谦之热爱学问，但学问毕竟不能当饭吃。他虽然有一肚子学问，但依然生活艰难。穷困的人容易产生仇富的冲动，而要实现均贫富的梦想，最好的方式自然是革命。这一时期的朱谦之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智识即罪恶 朱谦之要革北洋政府的命，北洋政府自然要抓他。然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笨警察没有抓住朱谦之，倒错把他的朋友给抓起来了。听闻此消息，悲愤交加的朱谦之二话不说就去投案自首了。从这一点很可以看出朱谦之作为革命者的仗义。 朱谦之总喜欢替人承担罪责。1921年，胡适的朋友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希望胡适帮忙推荐一下。胡适翻看之后，觉得写得很差，拒绝了谢楚桢。后来，易君左等人却对这本书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高师学生苏梅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结果却遭到易君左等人的谩骂。一向爱管闲事的胡适忍不住批评了易君左。因为谩骂苏梅的文章是用笔名写的，易君左等人否认文章是自己写的。 为调和胡适、苏梅和易君左等人的矛盾，朱谦之特地找到胡适，非要给自己背上这个黑锅不可。1921年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朱谦之君来，问我能否不登那个启事，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他，他就不劝我了。他又说，‘我是快要出家的人了，我后天临走时登一广告，说（呜呼苏梅）是我做的’。我劝他不要如此，因为这虽是仗义，其实是虚伪。他合十赞成，就去了。”在胡适的劝说下，朱谦之最终没有登广告。 这一时期，在跟胡适来往的时候，朱谦之极力劝说胡适出来革命。当朱谦之投案自首，进了警察厅之后，警察问起他跟胡适的关系时，他还为胡适不参加革命而耿耿于怀。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述：“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朱谦之希望胡适出来领导革命，遭到拒绝，朱谦之为此无比郁闷。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朱谦之，对于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反抗考试制度的朱谦之，只是反抗压迫人的考试，并不反对知识。他不仅不反对知识，他还是知识的热烈追求者。成为革命者之后，朱谦之对知识却充满仇视。朱谦之在1921年发表的《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一文中说：“知识就是赃物……由知识私有制所发生的罪恶看来，知识最赃物，即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故我反对知识，是反对知识本身，而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方法，也只有简直取消知识，因为知识是赃物，所以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他还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发达一步，罪恶也跟他前进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