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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先秦以来的楚文化传统所传承而来的性格胎记正是两湖地区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云：“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⑦人们最初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调配颜色时先着的底色，以后再加进其他什么颜色，都无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响，就好像是一种文化胎记。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经历多少文化色彩的叠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难以彻底抹消的。因为，在文化性格的嬗变中，价值观念、信仰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一旦形成传统和定势，便很难改变。近代楚文化是从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传承而来的，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恋乡爱国、尚勇好斗、机智灵巧、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历史影子。以尚武好斗、刚勇劲悍的性格为例，史家扬雄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楚人崇尚武力，刚毅强悍，作战英勇，连年征伐，视死如归，如《楚辞·国殇》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随葬兵器司空见惯。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例，出土兵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制作精良。在已被考古发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 宗法与地缘、血缘因素也是两湖地区文化特具景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村落、集镇，居民基本是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在一定地域聚族而居。在区域乡村社会中，由德高年长者、士绅或有文化的读书人担任的族长充当着“文化领袖”的角色，乡村居民的文化性格往往受其影响很深。诚如近人梁启超先生云：文化愈低的地方，历史人格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几个“首出的人格”，变成了“众趋人格”。梁氏以“史迹集团”为例，认为“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⑨。明清以来，两湖地区地方宗族组织比较完善，两湖平原和鄂西、鄂北、湘东、湘西、湘南等地宗族常为争夺湖泊、水源、山林、土地而纠纷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成百上千人的械斗，其尚勇好斗、强悍劲直的文化性格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两湖地区城市(镇)兴起后，城市(镇)中的移民常常以地缘为纽带，组织各种商帮，如沙市以地缘而组成的江西帮、安徽帮等十三帮，以会馆为活动中心，形成了不同地缘的商业文化性格特征。湖南犷悍朴实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汉、蛮、苗等不同民族杂婚相关。湖南自古是苗瑶等蛮夷民族杂居之地，蛮夷民族的性格比较野蛮不驯、强悍朴实。明末清初硕儒顾炎武曾说：“(湖南)诸蛮错处之地，蛮子骠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⑩光绪《湖南省志》称：“蛮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刺以刀刃，百十年必报复仇杀。”(11)自春秋战国以来，汉、苗杂居，互相通婚，血缘混合，更赋于一种强悍之气，“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12)。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甚至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13)湖南人的苗、蛮、汉混血的血统造就了强悍刚劲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近代湖南的丰功伟绩。 移民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变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移民迁入到低态势文化的地域，对迁入区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影响更大。两湖地区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优越，自先秦楚人南迁以来，一直是人口迁入和流动频繁的区域。明清以前，历史上历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基本都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北方移民(包括士绅、商民、流民等)向南迁入文化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的两湖地区，对当地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影响较大。比如，湖南原为苗蛮居住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移民入湘以来，华夏族与蛮夷之间为争夺土地、水、山林等资源，相互争斗不止。明清之际，大批江西移民入湘，受土著居民抗拒，强悍械斗之风盛行(14)。在这种激烈争斗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尚勇强悍的性格。同时，大凡背井离乡、迁移他乡的移民，多有开拓意识和自立进取的精神。江西人进入湖南后，面临环境的挑战和土著人的排斥，更勤劳、实干。他们与当地民族杂居，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强韧、犷悍、刚直的习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文化性格。 与此同时，近代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社会心理、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与影响。一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否被大众接受和遵循，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大众心理是否认同。从众心理、入乡随俗的观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观念。当两种文化相交之时，往往会出现文化的涵化，导致区域文化性格的变异。以崇洋求新、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为例，近代社会转型以来，由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渗入，崇洋求新的心理经开明绅士、地方官员等“文化领袖”的倡导，以及西方传教士、外商、出国考察人员和归国留学生等人士的言传身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近代汉口、武昌、长沙、岳阳、沙市、宜昌等两湖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以来，随着西方社会衣饰、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逐渐进入，由于其物美价廉、质优实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人们一反原先的仇洋排外心态，转而崇洋趋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趋向求新、奢靡和开放包容。在两湖地区开埠通商城市以及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里，普通百姓购买洋货洋物，富商大贾和官绅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新教，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习染西方习俗。“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茶，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15)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更多洋货的到来，更多新奇事物的输入，湖南人的好奇心和进取、求新、开放的精神蠕动起来，湖南维新变革、新政运动，开民智、兴新学，发展工商业，等等。不能不说是受到西方宗教、商业及其物质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影响的结果。 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受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而这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使然。因而，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尽管文化性格的变迁相对缓慢，但总体而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基本一致。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力促进了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城市(镇)商业经济的繁荣，以汉口为例，“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鱼虾鯹就岸，药料香过岭，黄埔包官盐，青箬笼苦茗，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16)。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增多，物质的富裕，易导致机巧和奢华习性的嬗变。“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17)近代两湖地区沿江港口商业城市在崛起的过程中，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性格场域，城市广摄各地文化，经过融合变异，形成新的城市文化性格，然后向周边辐射，引发两湖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居民文化性格的共振和嬗变。比如，近代两湖地区各地普遍存在的机智巧猾、奢侈华靡的文化性格，即是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文化性格共振、辐射的产物。 总之，两湖地区作为一种文化地理单元，是一个包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具景象的区域概念，基于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模式的区域群体的文化性格就是这一区域内的特具景象、文化景观或“感觉标记”。而这一特定区域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其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