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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机智灵巧又刚悍劲直。楚人素有机智、灵巧乃至狡猾的文化性格，从先秦直到近世以来。荆楚居民便具有这种性格基因。如《太平寰宇记》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又云楚之俗剽悍、巧猾。此所言则多汉晋以后楚俗之敝者。”(25)晚清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的涌入，为适应人口繁杂交汇和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两湖地区民众性格中机智灵巧的特质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甚至有所谓“明季残破之后，土著者十无一二，率多流寓，四方风气不一，机变遂生，俗之趋于偷也，由来渐也”(26)之叹。近代以来，湖北民间流传的机智、智巧等代表性人物，有荆州的徐苟三、汉阳的贱三爷、黄冈的陈细怪等，但机智过了头便演变为精明狡猾了。这在近代荆楚商界体现得更为突出，“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27)，“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而多诈，多诈则巧法令”(28)。如近代汉口部分商人见利忘义，假冒欺骗、设局坑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三湘四水、山势峻丽的湘楚之地，自古地灵人杰，千百年来便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传统，湘人机智而富有灵气，涌现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洋务派，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人才群体，彰显湖南人的机智和灵气。 文化性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先秦时期，楚人与南方土著蛮夷混居，性格中有蛮风楚韵特色。先秦楚民的刚悍劲直性格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延续至明清和近代。《明神宗实录》载：“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29)在清代地方志中，载两湖地区民风“强悍劲直”者十分常见，如康熙《汉阳府志》载：“本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分土，俗亦大都近之，民多悍狂而不驯。”(30)咸宁“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31)。近代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南士民强悍的文化性格者亦很普遍。如长沙府士民“劲直任气”，岳州府士民“人性悍直”，衡山县“其民尤尚气力”，安化县“任性刚直”，郴州“赋性刁悍”，等等。近代湖南人最鲜明的文化性格为强悍，也有学者归结为不信邪的“骡子脾气”(32)。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33)。近代以来，两湖地区士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诸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与其强悍刚直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 既尚勇好斗又多元杂糅。楚人先祖辟在荆山，以启山林，在艰苦的环境和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不尚武好斗，无以立足，无以发展。因此，楚人四处征战兼并，甚至问鼎中原。长期征战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文化性格，并经过代代延承。明万历甲辰湖北蕲水县进士郭士望在其族谱序言中称：“臣，楚人也。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得也，而以剽勇轻悍之习，喜于佐斗，此则楚人之罪。”(34)《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风俗考》云：“楚俗尚气由来远矣，至兴国蹱习太甚，讦讼成风。”(35)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生存环境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激发下，两湖地区居民这种尚武勇敢遗风得以再次焕发。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湖北青年学生们提出“学战”口号，充当革新之健将。辛亥革命中，参加武装斗争的新军多由学生组成，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笔从军，如蔡大辅、蒋翊武、杨王鹏、蔡济民、何海名等，皆以白面书生，而应募为兵士者也”(36)，体现了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尚勇精神。近代“湖南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37)。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云：“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38)近代湘军集团的崛起得益于湖南人尚勇好斗的性格特征，湖南巡抚陈宝箴云：“自咸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39)革命派领袖人物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40)以青年学生为例，光绪末年的湖南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41)。清末民初，在湖南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学生运动曲》，歌词曰：“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风强俗劲，人材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42)湖南学生尚勇之精神可见一斑。 文化性格是文化心理、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习惯方式的复杂组合，是互为包容、互为补充甚或互为矛盾、互为颉顽的对立统一。其构成要素相互交织、渗透，是一种动态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地域，居民文化性格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对于地理环境和地形结构复杂多样、移民流动频仍和多元文化传统浓郁、社会变革不断的近代两湖地区而言，其居民文化性格组合性、多元性特征比较明显。在地理区位方面，两湖地区地处华中腹地，据长江、汉水、湘、资、沅、澧诸水之利，扼东西咽喉，跨南北要冲，交通便利、商贸发达，四方之民辐辏，诸民族混居，因此，其居民的文化性格和社会风俗便会出现多元并存、相互包容的特质。如康熙《江夏县志》“风土志”云：“五方风土不同，而俗亦因之以异，北土高而民俗多劲，南土卑而民气多柔。其大较然也，楚界南北之交，而江邑得地气之中，故刚毅激发近于北，仁柔退让习于南……而俗亦纯杂相半。”在人口移动方面，明清之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流民填周边山区”，近代两湖地区出现了多次区域性的人口迁徙，比如，城市(镇)周边农民和外来的商人、流民向城市(镇)迁徙，外来移民向湖北十堰地区迁徙，荆州居民向宜昌、恩施迁徙，等等；在文化传统方面，自先秦始，楚文化便以包容开放为基本文化精神之一，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使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社会风俗呈现多元化并存的特征，经历代沿袭传承，至明清时期依然如此。在社会变革方面，近代两湖地区的湘军集团崛起，以及洋务运动、维新变革、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社会运动不断，移风易俗甚剧。这些因素促成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以来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趋向多元化、多样化。比如，鄂西北为鄂、川、陕、豫交汇之地，居民构成复杂，文化性格多样，以荆楚文化为主导，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交叉辐射。如郧阳竹山县“盖楚之轻剽，秦之强悍，兼而有之”(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