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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特征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物，相同的文化传统会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产生相同的历史感应和心理认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这种非具象的文化传统的感应和文化氛围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认知区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秦荆楚文化传统是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深层的记忆。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在个人无意识的心理中，不仅保留着他自己从童年以来的经验，而且保留着他所属种族的祖先们的经验，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18)。这个种族记忆是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个人对外界反映的倾向性。因此，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变异。 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荆楚文化自古有爱乡爱国传统，自先秦时期，楚人的爱乡爱国精神便代代相传，从楚人的“地随人迁”情结到楚国平民“相率而为致勇之寇”，从屈原的爱国忠君到西汉贾谊的忧国忧民，从岳麓书院师生的抗金御元到明末清初的救亡抗清，荆楚地区士民书写了一曲曲爱国爱乡的壮美故事。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两湖地区士民雄起而救国，先是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再接着革命派前赴后继以救国，爱国运动接连而起。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两湖地区青年学生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1900年9月22日，两湖书院学生听说东三省已遍插俄国旗帜，便集会要求政府对俄宣战(19)。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月刊，1906年10月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洞庭波》杂志，均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为宗旨，进行爱国革命宣传活动。即便是重利奢靡的商人在民族危急关头，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志士的爱国救亡运动更是可歌可泣，比如，湖北革命志士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 荆楚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就有容纳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传统，后经历代演变，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两湖地区的荆楚民众传承并发扬了这种革新精神。在近代湖北，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主张学习西学，变革社会，并创办各种工商实业，改革教育，发展军事，鼓励创办报刊等，使湖北革新精神为之一振。清末民初，湖北社会变革运动日益高涨，学生群体爱国进步，革命小团体先后组建。共进会、文学社等革新势力越来越大，新绅士领导了湖北立宪运动，革命派撰写、创办诸多进步书刊进行革命宣传，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五四时期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志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等等，革新浪潮波澜壮阔。在湖南，洋务思想和洋务新政日渐显著，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亦如火如荼。“近日湖南风气(按：指新政运动)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20)以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等为首的湖南维新派开民智，倡西学，开设学堂、举办学会，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建立各项新文化设施。唐才常曾满怀豪气地说：“古有燕赵，今有湖南；日本有萨摩二省，中国有湖南一省。救中国从救湖南始。”(21)五四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创办各种革命刊物，亲自组织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先秦荆楚文化时期，楚人即具有浓郁的包容和开放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清和晚近时期。在明清至晚近以来官绅移居、农业性移民、商业性移民、城市化移民频仍和近代西方寓居侨民的作用下，两湖地区本地民众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性格特征更为明显。比如，晚清时期，湖北数量众多的移民落居异地，与当地居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为当地居民吸收融合，导致社会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如鄂西北山区流民较为集中，清中期时，“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荆襄之人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接踵，聚族于斯，语言、称谓仍操土音，气习风尚，皆各以其俗为俗”(22)。逮至晚清时期，这种交流融合之势更为显著，“山深地僻，五方错处，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23)。在湖南，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左宗棠、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洋务革新；谭嗣同疾呼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即便是保守派的地主士绅王先谦、叶德辉也主张学习西方、发展湖南工商业，积极开采矿产。王氏曾云：“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24)叶德辉则率先与奥商订约开采湖南锑矿，以发展民族工业。这一切都显示了两湖地区近代士民的包容性格和开放精神。 在明末战乱、移民等因素影响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湘籍硕儒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近世学人首倡经世致用思想。两湖地区学者积极响应，清代状元、湖北籍学人刘子壮尊崇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李潢、李元、陈运镇、陈銮、彭崧毓等士绅都强调经世之学，使湖北近代学术和学风渐趋务实和使用，影响所及，从学界到政界、从商界到其他实业界，多崇尚经世致用。近世湖湘文化的精髓即为经世致用，尤其是在近代，面临科技落后、学风空疏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湖南士民更崇尚实学和经世学风。比如，光绪初年，湖南学政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作《湘水校经堂记》，要求学子通经致用；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又进一步发扬湘水校经堂的经世学风；湖南维新运动前夕，学政江标整顿校经书院，使其更加务实和重视践行，从而带动了全省崇尚实学风气的兴盛。此后，谭嗣同、唐才常办浏阳算学馆，《湘报》《湘学报》辟“格致”“时务”“算学”“舆地”等专栏倡导实学，继而湖南矿业、机械、铁路、火柴、轮船、电灯、电报等新兴工业兴起，使湖南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民风为之一振，此后长盛不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