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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照会原件中九月初四日，即1860年10月19日，英法联军于18、19日第二次火烧圆明园。见“奕等又奏初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片”：“恭亲王(奕)等又奏：再，臣等于初四日亥刻，接到英夷照会，声称：被获夷兵，凌虐过严，欲拆毁圆明园等处宫殿。当即连夜札调恒祺来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该卿来后，正在谆嘱商办间，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报：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该夷到后，以大队分扎各要隘，探报无从前进。其焚烧确有几处，容俟查明，再行详细具奏。据恒祺面禀：该夷去，藉此泄愤，如派兵拦阻，必于城内宫殿拆毁，以逞其毒等语。臣等办理议抚，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拦(阑)入城，不得已顾全大局，未敢轻于进剿，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可见，清廷受重创，恭亲王等束手无策。据英军随营记者佚名报道，早在10月6日晚颐和园、圆明园已为联军占领，8日法军对圆明园进行报复性的打砸抢，“在圆明园的一间国宾接待室，人们发现了额尔金阁下签署的《天津条约》的英文本和汉文本。它被人扔在地上，躺在一堆被打碎的物品中间，直到那份英文条约明显地吸引住了发现它的人的目光。”(27)在抢劫的过程中，“魏德先生把一些珍贵的书籍和文件保护起来，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英国图书馆。”(28)圆明园遭抢劫并被两次火烧无论是对“天朝”的声誉还是影响都是致命的，咸丰帝硃批：“览奏曷胜愤怒!”(29)但也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新发现的照会正文未再提及焚烧圆明园的事情，主要是烧圆明园已发生并无可挽回。巴夏礼称：“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虐待的地方。……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30)英国随军记者亦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称：“对圆明园内部彻底的破坏，只不过是对大清皇帝桀骜不恭以及清国人对待战俘方式的一个小小惩罚”。(31)面对联军扩大事态的威胁，中英外交照会涉及巴夏礼等被扣押及处理。 新发现材料中涉及的事件主角巴夏礼等。巴夏礼曾任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是酿造亚罗号中英冲突的当事人。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2)称在是年“8月25日占领天津，巴夏礼发挥的卓越作用”。(33)据1860年8月18日和26日巴夏礼致额尔金伯爵的报告，涉及与清方在天津谈判的过程。马士所著依据档案及当事者日记称：“在这里，像以前在北塘和大沽以及后来在北京进军时的各次情况一样，巴夏礼都是到场作为额尔金伯爵的代表。他蒙受这位英国大使的信任，当派他在休战旗下交递书信的时候，他曾奉命提出那些不便于落为文字的进一步的要求，并去听那些有关的中国官员的答复。”(34)马士的说法有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巴夏礼为英驻华大使派往英将格兰特营中任翻译官，兼事与清方谈判，从目前史料来看，巴夏礼还承当了沟通使臣额尔金与陆军将领格兰特(清方称之克灵顿)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在对华共同目标上的具体措施得以协调，见1860年7月31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30日早上“格兰特将军来到甲板上请求额尔金勋爵让我跟他一起去。额尔金当然赞成这样做。我明白，我的职责虽然是陪同将军，但我的工作绝不简单。只要职责所在，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只有威妥玛会留下来陪额尔金勋爵。”(35)而巴夏礼的所谓才干决定了他在对清外交中的角色，他是英方代言人：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1860年9月4日)有恭亲王奕的岳父桂良等片：“再，奴才等照复该二国照会后，正将各款设法商议间，忽该酋巴夏礼，突来奴才桂良行寓，奴才等公同相见。该酋声称：‘此次赔偿一款，非从前可比，必须即日先付若干，余再议定如何给清’等语。奴才等当将现给照会内载有各口税务，分成扣归一语。该二国既经接受，何得再有异词?该酋复称：从前所允四百万，至今数年，分文未收，总云中国失信于彼。现在照会内所云，分成扣归，原因太多，中国一时难措。今若不先付现银三四百万之数，定当即日占据天津，将各官署屯扎居住，并一面进京，索讨赔项，必须收得现银，方能还我津郡等语。”(36)至于桂良在谈判中的作用，1860年9月10日巴夏礼致其妻信称：“你应该记得桂良，他是1858年时的老委员(作者按：指他曾经参与1858年《天津条约》的谈判)，恒祺现在是王室的管家，恒福现在是直隶总督。北京的3名亲王是我们解决整个事件的障碍。当皇帝病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暴露出各自的主张。因此，接近他们是十分必要的。”(37)此亦可见，巴夏礼充当英军等讨价还价的中介角色，为达到目的，发出战争威胁。巴夏礼的角色，英将格兰特称：“巴夏礼以他的杰出的品格应付各种问题，他的办事能力是有目共睹的。”(38)在桂良看来，“惟该夷嗜利性成，其意若不得有现银，仍恐难以羁縻，于抚局即不能有定议。”(39)比照英军牧师对巴夏礼的评价，“没有人象巴夏礼那样适合处理中国事务。他就像英国牛斗犬一样真诚勇敢。……因此当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时，对他的感情是既有尊敬又恐惧的。我一直希望我们在中国的每一个官员都拥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话，我们国家遇到的麻烦事可能会少一些。”(40)可见巴夏礼之难对付。 面对英法联军继续北上，咸丰帝派出自己的侄子载垣、“一个是真正掌握国家的亲王”(41)奕、兵部尚书穆荫作为谈判代表，“这些毫无经验的外交家们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权力，试图诱使额尔金勋爵回到天津继续被打断的和谈。”(42)载垣是钦差中文官职员，而穆荫显属清帝国军方代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60年9月14日)载垣、穆荫向咸丰帝汇报英法大使在通州等候谈判的消息。附有法国公使葛罗以强硬的口气照会载垣等，称：“惟本大臣抵至通州，如有贵国全权大臣前来，诚允所定之章程，则军务得息，旧好能敦。而本大臣随带兵将护驾进京，互换《天津条约》。如贵国不识已益，转抗拒往通州之师，则军务复兴，而兵驰抵京师。”(43)是日，载垣等又奏巴礼夏等到通州求见片，“正在缮折间，据营员伊灵阿来通面禀称：夷人吧夏礼、威妥玛带从人二十一，于明(昨)晚到码头，欲求见钦差等语。午刻，该夷人等即已到通，经地方官令于东岳庙侯见。该夷等已到州官署内称：洗澡后再定地方相见。是以奴才等派出随带司员等，尚未得与该夷会晤。其队伍尚驻河西务，已知照会曾格林沁，派拨重兵拦截，勿令前进。”(44)针对此，硃批：“另有旨。该夷狡谲性成，知汝等回通，即赶紧前来，似属和议可成，实则豫伏带兵抵通要盟根底。况葛逆照会，万分狂悖，不惟战则归过于我，并为将来战后不受抚奢求地步，可恶可愤之至!”(45)身在京师并预备逃亡热河的咸丰断定巴夏礼等“豫伏带兵抵通要盟根底”，是日廷寄：“夷情狡谲，必欲带队赴通，名为议和，实则预伏以兵要盟地步。况法夷所递照会，万分狂悖。和议必不能成，惟有与之决战。已谕令曾格林沁等相机截击，不得再令该夷一人北来。并谕胜保统统带精兵，驻扎由通入京要隘矣。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也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46)可见囚禁巴夏礼等是咸丰帝的主意之一，“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47)在咸丰帝看来，“至巴夏礼等欲来求见，恐该夷以宾礼自居，长其骄傲，将来见额、葛等酋，又将何以待之?即著该王大臣无庸接见，以崇天朝礼制，仍谴委员与之辩马交，所请索要现银及带兵进城，万不能允。”(48)综上可见，咸丰帝比较利弊，提出多条解决巴夏礼带兵到通州的策略，并倾向于将巴夏礼等抓起来。当然发出命令的是咸丰帝，而出此计谋显然与咸丰帝身边的肃顺等利益集团对朝廷的控制有内在关联。而是日，载垣等已与巴夏礼谈判，大体上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同时致信额尔金与葛罗。四天之后，载垣等才收到咸丰的上谕，并立即将扣押巴夏礼付诸行动。 关于自己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巴夏礼自称：“在占领炮台之后，我的工作是直接在炮台中获取文件、考察俘虏，等等。”(49)占领天津后，何伯一度予巴夏礼以临时执行管理天津的职权。(50)加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巴夏礼在广东的种种劣迹，这一人物显然招致清方反感。尽管如此，是年9月14日中国全权钦差大臣对磋商仍作出诺言，准备退让。为此，英、法大使各有回信，其中，“额尔金伯爵的信则经由巴夏礼之手送达，而由额尔金伯爵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B.Loch)、陆军方面的瓦克尔上校(Colonel Walker)和汤姆逊(Thomson)、卡鲁斯的随员之一诺尔曼(de Norman)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包尔卑(Bowlby)陪同前往；他在安德逊中校(Lieutenant Anderson)率领下的六名英国的和二十名印度的骑兵保卫着。”(51)此即34人的代表团。这与新发现的照会原件中提及的“贵将军照会内称贵国员弁除送回二十一名尚有同时被获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本爵于接办后业将贵国在京之员弁八名以礼相待”等话中34人在数目上完全相符合。而与此同时，法国另组13人代表团递交法国大使信件。是日，咸丰皇帝的态度有巨大转变，他以廷寄的方式答钦差大臣载垣折片称：“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52)比较历史现场与事后追忆可见，扣留巴夏礼是咸丰皇帝的意思。而怡亲王载垣、僧格林沁只是执行者而已。“9月16日，我们的两位秘书巴夏礼、威妥玛与恭亲王一行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会谈，带回了一封正式的公文，其中表示委员会赞成草约的内容，并且会执行协定。联军在距通州5英里处的张家湾安营扎寨，决定不再继续前进。巴夏礼与威妥玛回来的时候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完全上当受骗了。”(53)9月18日，僧格林沁在张家湾设置埋伏。对此，《巴夏礼在中国》有专节“中国置休战旗于不顾”，记录了巴夏礼等外交使团的情况，称：“我们快马加鞭，在离安全地点只有半英里的地方，突然被一群中国士兵包围。”(54)巴礼夏和其他人员成为俘虏。而载垣等自作聪明地向咸丰帝报告称，“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必可]操胜算”。(55)可见，清廷视此举为获胜，对事态看好。 几与英方已被俘获的同时，法国代表团也全数被逮。巴夏礼及额尔金的秘书洛奇被解到僧格林沁营地，“他(指僧)多次向我方发出过休战旗帜，因此我希望他会尊重我。……但幻想很快便破灭了，因为在我走上前去时被他的随从抓住，把我按倒，跪在他面前，因为我没有遵守他们的命令立即向他跪拜”。(56)巴夏礼被拷问为何在条约问题上反复纠缠，并被问及为何敢对怡亲王说话如此无理，“现在你扬言说会对阻止你通往通州道路上的任何力量加以打击。现在我就正在这么做。你说你并不指挥这些军事行动；但我知道你是谁，你们民族所做的罪恶全都是你煽动的。你还敢出言不逊，当面冲撞怡亲王。现在是教外国人学会如何尊敬中国的贵族与官人的时候了。”(57)曾氏的话基本准确，“中国人把他们所面对的灾难的每一步都和巴夏礼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英国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巴夏礼的身影。”(58)曾氏命令巴夏礼，“给你们的人写信，告诉他们停止前进”，(59)据巴夏礼回忆称，“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被装上一马车，连同两个法国人……一起解往怡亲王处。”(60)怡亲王即载垣，1859年(咸丰九年)僧格林沁在直隶设防，他奉谕视察；后与兵部尚书穆荫接替桂良。他是英法联军议和的钦差大臣，往通州，多次接触巴夏礼。见刘毓楠日记(61)记载，八月初四日，“派怡亲王载恒、兵部尚书穆荫赴通州议和。”(62)初五日，“将夷酋巴雅里等九名，解交刑部，不准审讯。房山等县城，将夷兵分寄于狱，多寡不等。”(63)即巴夏礼等被带到北京刑部，多次接受讯问，但并未受刑撘。据巴夏礼等事后回忆，清方此番目的找出巴夏礼经过什么路线得到对中国当前政治的知识，并且想使他承认有权作外交上的让步及阻止军队的前进。(64)而事态恰好相反，巴夏礼等被逮次日，英法联军就发动猛攻，而曾格林沁的军队节节败退。初七日，“我军败绩，京城各门遂闭”，初八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慌。”(65)木兰即热河。咸丰等携带肃顺等仓皇出逃，途中撤销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令曾格林沁停战求和，任命恭亲王奕为驻京全权大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