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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交而言，奕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应该说非常成功。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方人对奕很有好感，芮尼博士描绘了1861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的中国外交政策首脑恭亲王(奕)。(95)称：“恭亲王表情很和善，是个典型的鞑靼人。……他的脸和手很小，手指纤细，有点女气。……他中等身材，体形瘦削。他身着海獭皮皮袍，外罩紫色马褂，他的帽子是普通的那种鞑靼帽，上翻的部分衬有黑丝绒。帽子上端是一个深红色的丝球，而不是顶子和显贵们所戴的孔雀翎。”(96)人物的描述除了呈现相貌外，更重要的是要传递一位晚清重臣给英国人以“和善”的好印象。 政治外交前台与清王朝官员活动的后台无疑有自己的界限。舞台的前台实际上是在演出，奕扮演天朝大国的钦差，是面对作为“他者”英法联军的挑战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奕的外交演出是否成功，英人当事者巴夏礼在1861年9月8日致妻子的信件中称：“今天有重要的消息——中国皇帝驾崩了……谁会成为继任的皇帝现在还不得而知，他的儿子很小，只有七岁，所以一定是由他的一个弟弟来接过皇冠，恭亲王或者另一个在热河的亲王。我们希望是前者，他才是数年来一直在幕后的国家发言人。”(97)恭亲王外交斡旋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区分台上与台下的界限，并在政治舞台台前与幕后顺利调适自己作为咸丰与英法联军的缓冲这一角色担当的心态。 总之，对中国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涉及中外不同的社会秩序及其政治支撑，战争是双方剧烈碰撞的暴力表述方式。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身份落差在卖国条约中得以充分的界定，这里中国的天朝大国政治身份认同就有了问题。系统地考析这些史料，分析恭亲王奕及其政治舞台，有利于把握中英双方最初真实的战略意图、姿态及其变化的逻辑层次。讨论近代中英关系，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比较两者优劣，有利于看清战争的动机及其引发的清廷内部权力空间上重新分配及其带来的变数，明白事实与现象背后的政治想象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英]斯坦利·菜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②1860年4月8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巴夏礼在中国》，第220、221页。 ③字迹潦草，待考。 ④或译作格兰特将军或有其他音译。后有Henry Knollys编辑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收录了portraits of Sir Hope Grant，and maps and plans，该书共两卷，由Edinburgh的W.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1894刊行。 ⑤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 ⑦《巴夏礼在中国》，第156-157页。 ⑧⑩(11)(12)(13)《巴夏礼在中国》，第181、202-207、216、222、216页。 ⑨1858年11月13日巴夏礼写给姐夫的信件。《巴夏礼在中国》，第156-157页。 (14)(15)(16)1960年5月20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巴夏礼在中国》，第223、225、228页。 (17)[英]霍普·格兰特、诺利斯：《格兰特私人日记》，陈洁华译，中西书局，2011年，第86页。 (18)(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 (20)(21)(25)[英]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汪洪章、陈以侃译，中西书局，2011年，第213、220、221页。 (22)(23)(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7页。 (26)(30)《巴夏礼在中国》，第193-194、26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