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恭亲王的礼单及其政治运作 面对战或和、或战或和，还是且战且和等如此复杂多变的时局，驻京全权大臣奕采取了多维策略，展开了多重外交。就近代政治舞台而言，恭亲王奕等对英法的外交与其对咸丰奏折话语的修辞及其思想呈现的方式无疑有明显的分界线。面对强悍的他者，奕对英法联军采取多方联络感情的措施，面对英法联军统帅的“面子”问题，恭亲王送礼大方，充分发挥其兼管宴大臣的资源优势，对联军以示安慰。笔者在大英图书馆亚非阅览室的手稿部发现恭亲王送礼清单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该礼单为长9厘米，宽约为38厘米的函件：外层包装，(77)包装左边题有：庚申九月十五日。内页有洋红纸两张，第一张墨书： 恭亲王送礼系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第四日。可见这些礼物显然送给英方首领。关于送礼，刘毓楠日记对此有所记载，但时间及其礼单内容与笔者发现原件有别。刘毓楠九月十四日记：“恭亲王送夷人满汉席二桌，鲜果四色，饽饽四色，绍酒二坛，共十六抬。送至怡王府。”(78)英军占据北京后将司令部设在怡王府，意在对载垣下令抓捕巴夏礼等施以报复。比照可见，将军克收到的只是其中刘毓楠提到的礼单中一半礼物，而怡王府此时为英军所盘踞，根据外交礼节及其刘日记记载，另外一半很可能送给了英方另一重要人物，但并非如此。日记中“夷人”至少包括英国将军克，这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份礼物实际上送给了法方，(79)十六日刘毓楠日记载：“恒祺与法人送行，送鲜果四盒，饽饽四盒”。(80)这也有问题，二十三日(11月5日)“奕等又奏于互送礼物并法使求在天主堂超度王兵片”，称：“臣等至礼部于该夷换约，口佛夷口葛酋取出洋钱数枚馈送，业经奏明在案。臣奕于次日派员备席。送给该酋以为答礼。并给英酋一席。口佛夷全行领收，英酋祇领饽饽水果。”(81)送礼日期当为1860年10月26日。 从平息事态来看，奕在礼仪上注重“大方”，“至十九日，英酋遣人送来该国酒果数瓶，并洋菜四色，声称：两国和好，特备礼致敬。臣奕未便显拂其意。因即收受，拟仍酌给礼物。以示羁縻。至该酋等欲至臣奕府拜谒，当即托词拒说，仍于广化寺接见。前换约时口葛酋恳请欲于天主堂超度该国伤亡之人，臣等以条约中既准其传教，此等小节，似不足与之计较，因即允其所请。至十七日，该夷前往彼处念经一日，亦尚安静。”(82)硃批：“知道了。”(83)此时，咸丰对其弟奕面见“英酋”并没有表态或有何特殊的情绪。恭亲王奕在外交礼仪上确实“大方”，似给对方“长脸”。他送的是满汉全席等，而法国大使送他“洋钱数枚”。相比之下，英国将军克接受礼物四日后，“仍还酒菜”等。奕这样大方的外交礼仪实属外交舞台演出的规则，他在给七弟奕儇信中称：“若通权达变，凡事示以大方，使彼信之不疑。苟能相安，可无他虑。”(84)奕给七弟奕儇信中称“条约内既许住京，断不能阻止，即使明岁来京，亦不致肆行无忌。至国书一节，倘不亲递固好，然住京后彼要朝觐亦不能止。若圣人识以坦白大方，抚局方能成也。”(85)奕詝、奕、奕儇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在王朝的权力框架内，奕詝与奕、奕儇有君臣之分，这无疑意味着等级秩序上的森严。而恭亲王私下议论咸丰皇帝办事的尺度，显示了政治人物奕的外交折冲，他本人在对待英国将领及外交人员上也是这么做的。 面对四兄奕詝皇帝身份，奕差不多事无巨细，件件汇报。其重要的原委就是此时王朝权力在空间面临着事实上的分裂。 咸丰帝流亡热河造成清廷事实上存在京师与热河两个政治中心。让朝臣及咸丰帝本人一再担心的问题出现了，作为象征符号的皇帝威权能否降得住驻京大臣?面对清军败绩，咸丰帝早就有狩猎木兰之想，咸丰十年七月七日(9月9日)皇帝有朱谕：“据桂良等折，外事决裂，今拟亲征，著王大臣定议”，(86)明为亲征通州，意在流亡热河。大学士贾桢领衔上折称：“一经迁徙，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木(未)达，土木之变堪忧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难至滦耶?种种情形，不堪设想。”(87)所谓“土木之变”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听信太监王振谗言，留其弟驻扎京师，率部亲征瓦拉，经过土木堡战败被俘。随后其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这一故事对咸丰朝显然有震慑作用，而大沽战败，咸丰亡命热河，事实上步入了类似“土木之变”的历史困境。恭亲王奕的政治舞台无疑就是皇帝缺席的京师，京师即皇帝、亲王等寓所所在的地理空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度为英法联军占领并掌控。其时奕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使命是如何以物质等利益上的满足打发来自欧洲且以联军形式出现的“他者”，其后再邀咸丰帝回銮，至少要做到让咸丰帝走出肃顺等团团包围，重新在京师恢复皇权旧有的规范与恩威。他对外发表了诸多外交照会，对内公开的奏折涉及《北京条约》签订后请咸丰帝回銮京师，还有在书信中表露政治思想，围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斡旋等展开了台前与幕后的演出。 三、新发现的文献及关联史料呈现的政治景观 从新发现的这两件资料及其他关联资料来看，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期间，承担留守京师的重臣恭亲王奕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台前与幕后的多面人生。考察火烧圆明园期间的政治事件中奕等外交斡旋，可见政治人物台前与幕后差异很大。1860年10月10日英军随军记者报道：“联军方面收到了清国恭亲王的一封信，宣称清国政府已准备同意我军全部条款。我们完全可以指望短期内就能宣布我们的这次战役完成任务了，和平达成了。”(88)“现在，外交又将重新代替战争。而我们将十分焦急地观察，而且怀疑是否可能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89)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0月12日)，奕给英法的照会称：“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应由贵大臣将如何办法，详为照复。”(90)从照会的行文及修辞来看，这是奕代表天朝大国的外交重臣在发言。而新发现的恭亲王照会英国将军克信函，其言辞也属前台演出。那么他的私人信件无疑是脱下天朝大国的外衣，是后台奕真实心迹的表述。他给亲属信中除强调“诸容面叙”外，称：“至行在一切公事，弟当勉力为之，想无须多嘱，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勿勿布复”，(91)部分信件已焚，无从知晓内容，但这些残留的密信对了解事实真相及其心态无疑是十分关键的。奕以密信致七弟奕儇(即慈禧的妹婿)称：“谕旨总以夷务办理未有把握见责。复思此次夷人之猖獗，迥非从前可比。自入城把守安定门之后，其势汹汹，若苟有异志，则都中旦夕且不能保，人心之涣散、仓库之空虚，及京中一切情形，夷人莫不深悉。到处汉奸勾引，又何事不可为。而其心仅以索现银五十万为赔恤之用，往怡府数日，为泄忿之举，其心已可概见。缘夷人此次之大肆猖獗，实因拿获巴夏礼及英、法二国之夷兵，我处凌虐太甚，彼心不甘。”在他看来，怡亲王授意曾格林沁抓捕巴夏礼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为此烧毁园庭，伤心惨目，有不忍言者。”(92)其时的国事、家事对奕、奕儇而言，实为一体，他在私人信件中称：“至亲递国书一节，该夷不复坚执前说，而我处亦不必再行饶舌，俟恒祺、崇厚到津后，渐渐消弭，易于措辞。明岁驻京人数，此时亦不能预定。上以此二事未能说妥见责，然夷性诡谲，狡猾异常，不与晤面，不能深悉其情。彼之来意，暗中实为通商，诸事总不肯明言，故以争分要体面为辞。”(93)即奕私下里将英法联军的侵略目的归纳为通商，而在外交礼仪上归结好面子，由此看来，恭亲王有其一孔之见，“额尔金勋爵和恭亲王之间进行了常规的会谈，勋爵还将自己的弟弟介绍给他。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卜鲁斯先生已经开始和中国当局展开了贸易业务，这正是我们的特别大使馆的目标。”(94)恭亲王虽仍有夷夏之辨的心态，但已区别咸丰帝外交上无知。恭亲王接见夷人的重要目的是洞悉夷情，这些皆说明他在外交舞台上演技日益精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