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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是一项机密性极强的工作，必须保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交通点线人员除了政治上可靠、工作上谨慎、行动上机灵，还需要在方法上、技术上想办法，以确保绝对安全，不出事故。 刘志平说：“当时，周恩来交给袁超俊一本大叛徒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一书，要他针对国民党特务对付我们的种种办法，研究提高南方局的保密、伪装技术，改进南方局的隐蔽方法等。”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重重包围下，秘密交通工作除沿袭过去秘密工作的一些原则和做法外，还研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手段，以确保秘密交通工作的安全和畅通。 比如“人员接送”。各地人员往来，必须都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从马路进入红岩村路口的小屋里，国民党特务设立了经常性的监视哨，往来于办事处的人员，他们都要注意辨认，甚至照相。出去的人，往往要被盯梢，南方局必须设法避免特务盯梢。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研究员黎余说：“凡要下山离开办事处的重要干部，办事处就用小车送进城，这时，国民党特务也总是开着车跟在后面。我们的小汽车中，除了有要送走的同志外，还挤了满满一车人，到城里后，小车每走一段路就放一个我们的同志，特务跟踪的车也跟着停车放人，盯梢下车的同志。我们车上的人多，特务车上的人少，我们一个一个同志下车，特务一个一个跟着下车盯梢。到最后，当我们把要送走的同志送到适当地点时，特务盯梢就被甩掉了。”停车放人也有讲究，比如在闹市区马路边有下长坡坎的小路口，就停车将人放下，要他迅速下坡，这样就可摆脱特务盯梢。总之，当时南方局采用过多种不同的办法送人，从没有出过问题。黎余说：“如有上山来办事处的同志，要能事先约好在重庆闹市区什么地方等候，南方局的同志开车去，直接将他接到山上办事处来；或事先与他们约好，趁黎明前或黄昏后，特务看不大清，也无法照相时，上山的同志径直上山到办事处来，南方局的同志在上山途中等候，接应到办事处。” 到外地的同志，能自己去买车船票的，只发给他路费，由他自己去解决。有些则要经过设在城内或南岸的交通点，进行帮助和掩护，去办理旅行手续。这时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口号、安全信号等。 在红岩办事处三楼袁超俊的秘密交通工作室里，藏有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国民党各机关的信笺信封、空白护照等，不仅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国民政府某些机关如农本局的，还有银行、商行及某某公司的，还准备有一些洗衣肥皂。黎余说：“这些肥皂是用来刻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些机关的关防大印的，也模拟刻制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印章，并备有朱砂印泥和蓝色印台，到需要时立即刻制各种印章、官防，用各种不同毛笔字，开具假的证件、护照和书信，盖上大印或私章，作为去各地的同志途中应付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检查之用。这些证件、信函，都起了作用，从未被识破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