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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敬业等精神的聚合。其实，这些特点只停留在工匠个人素养的层面，我认为，这种简单的归纳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要解答这些良好的素养是何以形成的。 古徽州府治歙县的北岸村，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氏宗祠，宗祠天井的后方栏杆，由六块黟县青石板和八根石柱组成了石雕“西湖十景图”，全长约八米左右，雕刻以浮雕、平雕为主，刀法精致，古朴大方，是吴氏巨商吴应晟花重金聘请黟县石匠余尚相绘制雕刻而成的。徽州石雕很少以人物故事和山水为雕刻题材，吴氏宗祠这组以杭州“西湖十景”为题材的石雕作品，借鉴了新安画派的山水技法，不论是选材还是雕刻工艺，都堪称徽州石雕一绝。从这幅石雕作品中，不难看出石匠余尚相身上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敬业的品德和素养。明清时期，作为徽州工匠群体的“工匠精神”既是个人修养，也是时代风尚。 人格独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地位低下，士大夫不屑与之同列。先秦时期，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虽“神乎其技”，但连姓名也没有，庖丁的意思就是伙夫；传说鲁班为楚国“造云梯之械”，鲁班也不是真正的姓名，鲁班指的是鲁国木匠。至唐代，韩愈仍然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百工，指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工匠。 到了明代，随着商业文化的兴起，社会对手工艺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一时间名匠辈出，百工争胜，名家名作成为竞相收藏的对象，而工匠的人格觉醒和独立也逐渐受到士大夫的尊重。对于这一现象，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瓶花斋杂录》评价说：“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 诸匠之所以不朽，除了其手艺巧夺天工之外，人品高尚也是重要的原因。当时著名的匠人，譬如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性嗜酒，“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又懒甚，没钱买酒了，才闭门抟埴一壶，所得钱辄复沽酒尽。而“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明徐应雷《书时大彬事》）竹刻高手濮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贵到什么程度？“寸竹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他也有脾气，如果求购者“意偶不属”，再有权有势，也不愿意出手，“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明张岱《濮仲谦雕刻》） 匠人的人格独立精神，来自于自我觉醒；而匠人的自我觉醒，与明代阳明心学的传播有关。阳明心学反对束缚人性，唤醒了底层百姓“圣贤之道，吾性自足”的意识，引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既然人人心底都有“良知”，那么只要能“致良知”，就不存在什么职业上的高低贵贱之别。所以，王守仁认为“治生亦是讲学中事”，做学问与治生并不是对立的，因为治生中也存在着“良知”、“天理”，如果治生时能“致良知”，虽身为商贾，也“不害其为圣为贤”。 在王阳明弟子之中，王艮本来是打银器的工匠，本名“银”，后来从王阳明问学，王氏替他去了“金”旁，改名“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的悟道名言是：“百姓日用即道。”许多工匠虽然不能投身到阳明门下，但他们信仰心学，譬如紫砂壶大师时大彬、竹刻高手濮仲谦等著名工匠也都是心学信徒。 徽州在外经商者众多，对阳明心学尤为信服，遂投身于王、湛之门。他们学成归来，即在徽州推行会讲、讲会，邀请王门高第来到徽州主讲，传播心学思想。明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间，阳明心学不仅统治了徽州学术讲坛，也影响了徽州乡里的日常生活。大量徽州工匠在这一时期享名于世，与这种心学思潮是有关联的。 以徽州刻工为例，歙县虬村黄姓刻工在当时的名望已经很高，“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他们不仅人才众多，而且散居全国各地，从事剞劂行业。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说：“今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按照惯例，刻工的姓名多数是以记号替代，但著名的黄姓刻工则可以堂堂正正地署名了。譬如嘉靖本浙江《淳安县志》，为黄仕珑兄弟合刻。万历本《金华府志》，为黄汝清、王传文合刻。天启武林张氏本《论衡》，为黄尚间兄弟合刻。而吴勉学所刻诸书，几乎全出黄一桂、黄一绪之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