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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皇帝发养廉银 基本工资不够花，地方官不可避免地要贪污腐败，雍正皇帝说过：“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从知县到总督，各级地方官没有不贪污的。他们之所以贪污，并不是因为平日里缺乏廉洁教育，而是因为钱不够花，连维持最低限度的开支都不够。当然，所谓“最低限度的开支”指的不光是糊口(如果仅为糊口，一年几十两银子也可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皮)，还包括而且必须包括养师爷养长随的开支，否则“官场威仪”无法维持，甚至连日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雍正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创了“养廉银”制度：给所有级别的地方一把手发放高出基本工资很多倍的经济补贴，使他们有条件远离贪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广州知府的养廉银标准：每年1500两。知县则比之低一半左右，如广州市区分属的南海县和番禺县，两个知县每年养廉银分别为700两和600两。 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资按照品级发放，只要品级相同，无论你在哪一省份做官，领的工资都一样。可是养廉银却不全按品级，还跟地域有关。例如广东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两到2400两的养廉银，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却有3000两到4000两的养廉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是各地工作的艰难程度不等，二是能捞的油水也不一样。广东当时经济发达，在广东做官有得捞，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少，而内地省份经济落后，官员能捞的油水少，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多。从这个意义上看，雍正最初制定养廉银制度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该制度完全杜绝贪污。 事实证明，养廉银制度确实不能杜绝贪污。为什么不能？一是因为专制时代缺乏制衡，官员只为上级负责，百姓没有罢免权，只要买通上级，贪污起来毫无风险；二是因为人的贪欲没有极限，即使钱够花了，官员们还渴望“创收”更多的钱，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为下一代积累产业；第三，跟地方官的日常开销相比，这笔养廉银的数目仍然很小，例如广州知府每年1500两养廉银，加上基本工资不到两千两，而他光是雇师爷雇长随就要开支一千多两，手头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几千两，收支缺口仍然存在；此外还有最后一条因素——通货膨胀。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顺治时期定下的俸禄标准，雍正时期定下的养廉标准，一直到鸦片战争时都没改动过，而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墨西哥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的金银比价发生剧烈改变，白银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官员的工资和养廉银看似不变，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缩水，本来买得起的东西慢慢买不起了。 我们知道，做官要穿官服，而满清朝廷竟然抠门儿到不发官服，所有官员的官服都要自己花钱定做。皇帝高兴起来，倒会赏赐某个官员黄马褂或者顶戴花翎什么的，可那只是官服的一小部分，大头还要自己买。在雍正年间，定做一套官服最多需要50两银子，而到了道光年间，一套官服平均需要300两银子。这种官服一年得做两套(冷天一套、热天一套)，如果碰上比较烧包的官员呢？可能就要定做四套、六套，例如满洲大臣那桐上任之初竟然定做了十几套官服！如此一来，仅买衣服就要花光所有的养廉银，不贪污怎么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