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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军立城，因城而治 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国家安全，是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农业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在边境地区的重点关口和国内重要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而这些军事据点往往都要筑城修池，以增强其防御功能，因此兴起了若干重要的军城。腾冲和张家口分别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区域的军城，其兴起的时间不同，发展轨迹也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边防军事需要而立城，又因城建之后不断叠加新的功能，从军城而治城，又因商而兴，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商城。 腾冲，位于云南西南部，古称滇越、腾越，与缅甸相邻，国境线长148.075公里，属典型的边境城市，被视为滇西门户、西南边境“极边第一城”。自元以降，历代王朝都在此驻兵屯守。腾冲军城的出现和发展皆“因军而兴”，城市的主要功能也以防御固边为主，因而是典型的边境“军城”。据《腾越州志》记载：腾冲筑城最早见于8世纪唐德宗时期，南诏王为开发边疆而在此筑城。大理国时期，也曾在腾冲西山坝建西源城，在东北部建罗哥城、罗妹城。元代也曾建越甸城，这些军城皆为土城。①由于腾冲在中缅边境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故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中期英宗正统年间，滇西边境的麓川土司屡次犯边。为固边抚夷，明英宗三次派兵部尚书王骥统率数十万大军征讨。正统十年(1445)，在第二次讨伐麓川之后，王骥与云南都督沐昂联名上奏：“以腾冲为云南要地，宜量置军卫以镇之”，②建议在此筑城屯守，此议获明英宗同意。明代腾冲军城选址在元代腾冲城旧址，与之不同的是不再用土筑城，而是以石块为主要原料，修筑雄伟坚固的石城，一直沿用至抗战后期。腾冲石城“周围七里三分，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甃以石。四门各阔丈四尺，高二丈六尺，深七丈，广十二丈。门各有楼，各高四丈有奇，广六丈四尺”。③从规模上考察，该城堪称当时云南诸州县城之冠。从功能布局上看，石城突显军事功能，城墙坚固，筑有垛口，建有胸墙，挖有壕沟。④明初，明王朝在腾冲地区设守御千户。明正统十三年(1448)，腾冲石城完工，其守城军事长官则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在提升军事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一定的行政功能。明军正是依托腾冲城，垦边戍边，取得了三征麓川等军事胜利，由此奠定了腾冲作为“滇西第一坚城”的地位。 明嘉靖三年(1524)，置腾越州。腾冲军城的功能开始发生一定变化，在强化军事功能的同时，政治行政功能也进一步叠加。嘉庆十年，撤军民指挥使司，改设腾冲卫，以进一步强化的军事功能，其辖地包括“三宣”——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南甸宣抚司，“六慰”——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车里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孟养宣慰司。明隆庆三年(1569)，出于军事和人口发展需要，腾冲地方当局“筑月城于南门，高丈六尺，广三十二丈，厚丈三尺，深于厚均；东西二巷门，高一丈一尺”。⑤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明朝的衰落和缅甸东吁王朝的兴起，腾冲地区多次发生缅甸入侵战争，拉锯战持续数十年之久，旷日持久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腾冲在滇西的军事重镇地位，而明军也依托腾冲军城逐步构建起滇西南边疆军事防御体系。万历二十二年(1594)，云南巡抚陈用宾以腾冲城为中心新筑了“八关九隘”(即“神护、万仞、巨石、铜壁、铁壁、虎踞、汉龙、天马”八关和“古永隘、明光隘、滇滩隘、止那隘、大塘隘、猛豹隘、坝竹隘、杉木笼隘、石婆坡隘”九隘)，后来又增加茨竹寨隘，这些关隘沿西北至西南一线分设。腾冲由此被誉为“三宣门户”、“八关锁钥”、“九隘藩篱”，军事重镇地位继续加强。 清朝建立后，腾冲的军城地位仍然突出，康熙年间设腾越卫，并屡次修补城垣和城壕。从康熙到乾隆前期，腾冲城的军事功能虽然突出，但是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构成有所改变，因而清廷需要增加其行政功能，巩固对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加强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管辖。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腾越卫为腾越州，增强其行政管理功能。乾隆时期，缅甸雍籍牙王朝多次入侵云南，中缅战事不断，清军陈兵数万征缅，腾冲成为“征缅”的重要军事基地和“防缅”战略中心，其城市则形成了以军事功能为主，民政功能为辅的态势，这在清中期腾冲城市布局有所体现，作为民政机构的州署、州判署等衙门居于北门内，数量相对较少，所占空间也较小；而军事机构则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和重要的街区，如都司署在城中心灵官庙前，总兵署、中军游击署等在城西南，守备署一在东门、一在城隍庙右，把总署一在西门、一在东门、一在镇台衙门前，演武厅在南门外，⑥呈现出鲜明的军事重镇布局特色。道光三年(1823)，腾越知州胡启荣又在腾冲边境地区设关卡77个，另设22屯甸、18练，进一步强化了腾冲的军事防卫功能。由此可见，抚夷固边的军事需要，是腾冲作为边境军城兴起的第一原因。腾冲城“因军而立”，也“因城而发”，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军城”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同时也开始了作为治城的转化，其城市行政等级在云南西南边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腾冲作为云南各州中唯一例外，由州升格为直隶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迤西道移驻腾冲，腾冲成为腾越厅署、迤西道署和腾越镇总兵署所在地，其政治军事地位再次提升。 张家口，亦称张垣，为明代在北方崛起的另一座重要军城。张家口作为军城的建立，主要原因是明朝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侵。明初，蒙古族退守漠南、漠北，对中原地区仍然是虎视眈眈。因而，为防蒙古人南下，明宣德四年(1429)，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主要屯驻军队，张家口之名自此而始。⑦顺治初年，清沿明制，张家口仍为军事要塞，属宣府镇。康熙二十三年(1684)，命定北将军瓦岱率师屯驻张家口，以防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异动。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选素习征战、善用大刀连节棍者1000人戍守张家口，由宣化府总兵官统领。三十二年(1693)，改宣府镇为宣化府，裁改万全右卫置万全县，辖张家口、膳房堡、新开口、新河口、洗马林等西路所属地域，设县丞驻张家口。⑧ 从上可见，从明朝到清前期，张家口一直都是以军事功能为主，其居住者以军队官兵及家属为主。康雍年间，张家口作为军事城堡，在空间布局上有明显的反应。张家口分为上堡和下堡两个部分，上堡有上下东营、蒙古营、营城子，下堡有南营坊、新营坊等，均为驻军之地，各筑有1丈多高的围墙，四周有门。各营建筑规范，均为独门独院，具有民族特色。上下东营每条胡同都是10门10院，院内均为上房两间，并有马棚。每条胡同10户为1旗，并设旗长1人。上东营大街、蒙古营大街为官员府邸，房子多，高大美观。 由于清朝在建立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与蒙古贵族形成了政治联盟，清军入关后，蒙古纳入到清朝统一的版图，因而明朝以长城为界的边境线已经失去了国防意义，明朝沿长城一线建立的军事据点的作用下降，特别是随着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连续进行征战，平定了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之后，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张家口的军事作用开始下降，而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随着中国内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北方数省农民大量向口外迁移，张家口等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得到较快发展，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内地与蒙古贸易和与俄国贸易的加强，位于华北地区与蒙古及俄国交通线上的张家口也就成为重要商业贸易集散地而迅速发展，推动其从军城向治城和商城的转变。 雍正二年(1724)，清廷置张家口、独石、多伦诺尔厅，通称“口北三厅”。张家口理事厅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之户婚、田亩、殴斗等案，稽查盗匪事务以及口内、蔚县等七州县旗民之互讼人命等事。另设张家口同知，主管逃盗治安，催征旗民地亩钱粮等政务。雍正九年(1731)，清廷在张家口建立钦差户部署，专管税收事务。十二年，于张家口外之丁庄子湾，添设把总1员，黑河川添设千总1员，各带马兵20名巡察。准张家口同知再添马兵20名，以资巡察。⑨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统领察哈尔12旗群，总领旗兵，不理民政。三十一年，设副都统，辅助都统协理事务，驻张家口。光绪七年(1881)，改张家口理事厅为抚民厅，属直隶宣化府。二十八年(1902)，张家口设立洋务局，办理巡警事宜，街头派警站岗，维持地方秩序。次年，直隶总督在张家口设白盐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白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2两，约年得银3万余两。 从以上可见，腾冲和张家口立城的第一原因，都是军事需要驱动，虽然两城在中国的一南一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各异，但是两城在选址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位于对内对外交通的重要节点，腾冲位于南丝绸之路中缅商贸的节点，而张家口则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交通要道上长城内的重要节点，这为其后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