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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 在李鸿章之前，广东历届督抚并没有在打黑问题上掉以轻心。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出动正规军“清乡”，这成为广东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民国。 根据张之洞的奏折，“清乡”就是要“示以军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围捕，痛惩积恶，重治窝家。” 除了组织军警进行运动式的打黑之外，广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办团练与完善保甲制两种。 团练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时兴的办法，著名的湘军、淮军，都是团练出身，从民兵升格为国防军、乃至成为国防军的主力。团练在打黑中的作用，显现于1878年，当时清远黑道欧就起、姚庚人、陈鉴等，率200余人占据佛冈厅城数日，结果被当地团练剿灭。当时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十分高兴： “官军既难节节设防，全赖团练相为捍卫”，因此要求各地大办团练，“无事则安耕凿，有事则习战攻”。团练自此在广东各地蓬勃兴起。到1898年底，两广总督谭钟麟成立了全省团练总局，“统计68州县，挑壮丁65万6000余人，始练88100余人”(《谭文勤公奏稿》)。显然，这个庞大的计划，也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办团练的同时，广东全省大力设立“保甲局”，“遴其族内诚实绅士十余名为局首，一面悬赏花红购线捕匪，一面分造户口册籍，编立门牌”，并“将户口人数造列清册，仍按十家为一甲，立甲长一人；五甲立党副一人，十甲立党正一人，百甲立联董一人，以次递加，钤束村民；一经犯法，以次责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户知而不举发者，按以连坐之科”(《不自慊斋漫存》)。水上人家也一样，“无论轮船、帆船，必编列号，互相保结，如无号数，不许驶行”(《申报》1899年5月9日)。 这种源远流长的“秦王政”，试图以连坐的威慑力量，形成遍布城乡的预警网络，让黑道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是，广东的黑道力量实在过于强大，连坐政策反而逼着他们大力降低入会门槛，吸引更多的成员。一般民众、包括不少地方乡绅，为了自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观上令“保甲”成为“黑道”的“保甲”，谁敢通官，倒是一定会被“连坐”。 广东官员指望“办团练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绝匪踪”(谭钟麟语)的思路，在实施过程中，还大大促进了广东的各种地方势力迅速成为武装集团。为了供养这些民兵组织，各地不断出台土政策、土办法，向普通民众强行摊派，民间固有的宗族矛盾、区域矛盾，因为枪杆子的失控而更趋严重，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黑帮化”。 李鸿章接手时的广东，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没人能够说清，这大好河山究竟是谁人之天下。与前任谭钟麟相比，李鸿章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只是，他在细节的落实上，比谭钟麟更有执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鸿章，经中央批准，全面放开了广东的赌博行业，以广开财源，筹集包括打黑在内的经费。除了早已公开经营“闱姓”赌博方式之外，山票、铺票、番摊、彩票、“小闱姓”等赌徒们早已喜闻乐见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发放执照，招标经营。在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务局中，刘学询被任命为局长，而他担任大股东的“宏丰”公司，除了已经承包经营的“闱姓”之外，还承包了山票、铺票的经营。 对于李鸿章到任后全面开赌，梁启超是大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是李鸿章“最流毒于粤人者”。梁氏在《李鸿章传》中评论说：“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 梁氏的指责，虽然在理，但看人挑担不吃力，设身处地为李鸿章考量，还是有求全责备之嫌。日后广东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时痛责当权者诲毒诲盗，坐上位子后也只能萧规曹随，大征赌税。赌税于广东历届政府而言，不是“饮鸩止渴”的问题，“鸩”早已成了日常的饮用水源了，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广东“黑帮”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