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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 在大抓赌博这个新的支柱产业的同时，李鸿章开始重拳打黑。 李鸿章的打黑行动，也与前任们手法相似，整顿团练、保甲，派兵清乡。而比前任们更进一步的是，他设立了专门的打黑机构——缉捕总局，并在各地开设派出机构，以便就地审判，并分兵五路进行大规模清乡。而且，经中央批准，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暂复‘就地正法’旧章”，以遏制“广东盗匪日炽”的特殊政策。这意味着，本来要报经中央的死刑审判权，完全下放给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线——李鸿章的刀因此磨得飞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国刑法中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一种刑罚。在《大清律例》明文规定的少数“就地正法”情形中，广东是有这个权力的：“粤东内河盗劫，除寻常行劫仅止一二次、伙众不及四十人、并无拜会及别项重情，仍照例具题外，如行劫伙众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结盟、拒伤事主、夺犯伤差、假冒职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脱逃二三年后，訧获各犯应斩决者，(土恒)加枭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 “恭请王命”，就是所谓的“王命旗牌”，一种代表着中央特别授权的令牌，督抚们向“王命旗牌”行礼，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杀人。 但是，根据《大清律例》，广东的“就地正法”权，被严格限制在“内河盗劫”，而且有详细的条件限制。其实，死刑的审核权主要还是掌握在中央，并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亲自核准，皇帝用红笔打勾了的，才可以处决，这叫做“勾决”。这并非因为皇帝对法律的执行有着兴趣偏好，而是因为死刑的核准权不仅是皇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央权威的重要标志，国家重器，不可轻易下放。 但在动乱年代，为了发挥专政机器的震慑作用，从重从快处决人犯，这种死刑审核权会被下放给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正法”权被广泛运用，乃至滥用，战后，中央和地方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地方大员们，多数都希望继续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权，并列举了种种特殊原因。几经反复，中央最后还是宣布收回。1882年刑部草拟的法案规定：“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录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归复旧制办理。” 1885年，张之洞在广东，为了打黑，请求中央批准授予“就地正法”权。他的理由是广东黑道猖獗，“土匪、会匪、游勇、盐枭、斗匪、洋盗七种合而为一”，不从重、从快进行打击，难以奏效。中央核准了张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鸿章到任，为了震慑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旧招，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拿到了杀人权的李鸿章，究竟为这一次重拳打黑出动了多少兵力，难以统计。但仅在新会、顺德及香山交界一带，负责清乡的连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并有12艘巡船配合(《申报》1901年1月16日)，而此时(1900年年底)，早已过了李鸿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时的兵力之大，亦可见一斑。 而在这次打黑中，李鸿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确切的数字。澳门《知新报》曾报道：“半年以来各属拿获正法不下数百余名”，但报道出笼时(1900年3月1日)，李鸿章的打黑才刚刚开始，“就地正法”的权力还没到手，显然，“数百余名”这个数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记里说的五六万人，似乎又大得比较离谱。具体的数字，在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清国，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鸿章的确大开杀戒，即使没有起到震慑黑道、树立法制权威的目的，也绝对达到了树立李鸿章本人权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激起的动荡局势中，广东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为之后全国的复苏打下了基础。二是即使李鸿章大开杀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广东的黑道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李鸿章的后任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棘手问题。甚至到了民国，曾经将黑道作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权，也不得不在当权后调转枪口，大力镇压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广东到处血雨腥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