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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日军取消了军官佩戴军衔的权利，并开始用日语下达口令，并要求战俘作出相应回应，日军不断强化统治地位，战后被缴获的一份日军管理当局的文件显示，日军“要向对待广东苦力那样对待战俘”。 日军不断将战俘营的骨干力量编成劳动队，派到新加坡以及其他地方劳动，日军认为战俘营的凝聚力和斗争能力大幅度削弱。劳动力大量被抽调，战俘们不得不加大劳动时间，以维持粮食和蔬菜的生产，军官们发布指示：“捕鱼和耕作成为战俘营头等大事。” 8月31日，一名印度司机给英军弗兰西斯·马吉少校传递了一张纸条，纸条显示，日军准备处死英军俘虏布里文顿下士、盖尔列兵、沃特斯列兵和弗莱彻列兵。马吉少校随即委派巴斯尔·卡德伯里·琼斯上尉赶往日军驻樟宜司令部，向日军当局递交请愿书，日军高级军官当场把请愿书撕碎扔到了琼斯上尉的脸上，随即又将碎片捡起来，塞进琼斯上尉的腰带。英军抗议无效，4名战俘随即在樟宜海滩被印度伪军枪毙。日军强迫战俘观看行刑过程。 9月2日，日军将战俘集中到史拉兰广场，强迫战俘签署不再逃亡的宣誓书，战俘们予以拒绝，认为是极大的侮辱。于是日本看守当局派遣了荷枪实弹的印度伪军，将广场团团围住，只要有人越过日军设置的警戒线，就会被印度伪军刺杀。日军则在广场四周架起机关枪，并切断了主要水源。广场上没有任何遮阳的东西，战俘全天在烈日下暴晒，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铁丝网中，广场地方狭小，他们无法躺卧，只能站着或者蹲着。 为了逼迫战俘签署宣誓书，日军看守将战俘医院里的病号也赶到了广场上，病人中有很多是痢疾、白喉等高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战俘中的高级军官们为了避免疫情的全面爆发，决定让战俘签字。史拉兰广场事件告一段落。 1942年9月至1943年9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被日军强征充当奴隶劳工者越来越多，樟宜战俘营战俘人数从1942年的21154人，下降到1943年的5307人。 樟宜战俘营的高死亡率 1943年秋天，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战俘回到樟宜战俘营，随即所有战俘又在1944年5月，被移到樟宜监狱。他们在樟宜监狱迎来了解放。 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中，英军的死亡率是26%，美军是33%，澳大利亚战俘是36%。据美国学者加万·道斯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中约有27%的战俘丧命于日本人之手。细分到国别，美国战俘的死亡率大致为34%，澳大利亚战俘为33%，英国战俘为32%，荷兰战俘为20%。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拉高了死亡率。在日军从樟宜战俘营抽调的奔赴缅泰死亡铁路工地的“F”工作队中，英军死亡人数是60%，澳大利亚是29%。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有25000名军人死亡，其中8000名死在战俘营，在这个数字中，樟宜战俘营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占相当大的比例。落入日军手中的澳大利亚战俘，差不多有一半死在日本战俘营中。 以上数据统计的都是以在樟宜战俘营关押过的战俘为标准统计的，并不是说所有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丧生，事实上，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中转站，参加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英、美、澳、荷等国战俘，都在这里关押过，而且缅泰死亡铁路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地点。事实上，他们很多人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台湾、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奴隶劳工，很多人死在了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去的路上丧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