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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有深刻认识，即使律例上没有的情况，也能靠独家积累、师徒相传的先例成案写出判决，即使不能让当事双方心服口服，也可以使上司无刺可挑。 别以为这是小事，奏折师爷出身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总理文案的时候，因办不好刑名案件屡遭刑部驳斥诘问，左大人时常垂头丧气、信心尽丧。直到他经人指点，再请上官另聘一位刑名师爷后，左大人才脱离苦海。 刑名师爷的专业性如此之高，甚至形成了著名品牌“绍兴师爷”，不但师徒传承，还发展成家族事业，绍兴府会稽县的陶家39人都曾游幕，蔚为壮观。 刑名师爷之外，还有专攻审核钱粮赋税、能找出藏在账本里的非法支出或亏空项目的“钱谷师爷”，核算收支出纳现金的“账房师爷”，起草奏折信函的“奏折师爷”、“书启师爷”，校阅试卷点选文章的“圈卷师爷”等，只有请不起，没有想不到。 同为士人出身的师爷，身价高，地位高，成为清朝临时工系统中的特殊分子。 身价是师爷作为高级临时工的显著标志。他们既然是县太爷的宾客朋友，那就不能像长随一样一年几两银子打发了。按照清代中前期的行情，普通奏折师爷的年薪从40两白银起跳，衙门中最重要的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年薪更达200两以上。 到嘉庆年间，出现了年薪过千两甚至达到2000两的刑名师爷，可以和知县一年的俸禄加养廉银比肩。简直是师爷拿了县太爷的收入做事，而县太爷得另外贪腐。 薪水之外，礼仪上的尊崇也是师爷身价的表现。县衙内的书吏、衙役、长随见之，要打千、下跪，师爷只用作揖即可。逢年过节凡有饮宴，还要请师爷坐在上座以示尊敬。连支付给师爷的薪水，都不能用寻常名称，而是循孔老夫子的例子，称之为“束脩(修音)”。 师爷既然如此精专清贵，为何还是属于临时工？这和他们的来历有关。在这个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社会里，师爷和县太爷一样，都是士子阶层。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是秀才、举人，仍在孜孜以求博取功名，游幕不过是为了自食其力，并在糊口之余积攒经验。每逢科举之时，便要告假还乡一搏。也有屡试不第，已经弃绝仕途之想的，把师爷作为毕生的事业来经营。 更有进士出身，只是因为丁忧、解职等原因不能任官，不得已暂且拜师习幕以待将来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师爷，很可能是明天的县太爷；曾经的师爷可能和县太爷同朝为官。前面提到过的汪辉祖，便是21岁入幕，46岁考取进士后又做了县官。 师爷与官员都是士子出身，有共同的道德认同和自我期许，不管真也好假也罢，多数师爷尤其是名师爷都以清廉尽职自居。连雍正皇帝也在谕旨中说幕宾“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还要求将幕宾中“效力有年，果称厥职”报告吏部，以“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师爷做好了，兴许还能谋得公务员正式编制。 清代名幕龚未斋自称“到馆之后，足不出户庭，身不离几席，慎往来所以远侮慢，戒应酬所以绝营求，而自早至三更，不使有片刻之暇，以期无负于己者无负于人”。 汪辉祖则说自己当师爷时，“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略，不必尽同，言无不磊落光明，推诚相与，终始契合”。近人对此更是多有论述，搞出了不少关于“师爷文化”的大部头，甚至有以“刑名师爷的法治精神”为题的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