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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身为知识分子，自然掌握着话语权，经常通过编选文集、著书立说，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成为著名的师爷工作指南。不但为后辈游幕者留下经验，也为自己打造光辉磊落的职业形象。长随换十几个主子被视为“中山狼”，而龚未斋游幕四十余年，服务过的官员不下二十个，汪辉祖“所主者凡十四人”，却都以名幕诤友传世，话语权的威力可见一斑。 现实中，师爷自然不可能像自己标榜的一般清高方正，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清代小说《盛世危言》便说“刑名、钱谷幕友中，劣多佳少，往往亦把持公事，串通差吏，挟制居停，作威作福之处，不可胜言”。 师爷之间彼此援引、上下级官员的幕宾之间相互勾结，也是公开的秘密。如新官上任的县太爷，往往有上官身边的幕友给推荐师爷，如果不用，对不起，左宗棠大人的苦闷，便是十足的样板。 县太爷的“私人”小武装——团练，也是临时工。 有长随听命跑腿，办理杂务，有师爷出谋划策，专业咨询，是不是就能安心做官了？放在大清朝全盛时期或许可以，到了道光、咸丰年，外有洋人入侵，内有民间暴动，县太爷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清代的军队，一个县往往只驻着一个把总几十个兵，还不听县太爷的使唤。地方一旦有事，仅靠县衙的四班衙役、一众捕快恐怕应付不了。这时候，就需要武装临时工来摆平局面，在清代，称之为团练。 团练源于保甲制度，通常由一个“保”(一般以1000户为基准)或者多个“保”中抽调壮丁、筹措经费、购买武器组建而成，称之为“局”、“团”。局、团的首领，称之为局总、团总，由保内士绅、大户担任，平时负责组织训练，战时担任指挥之职。 在平时，可以用之清剿土匪、镇压骚乱，抗灾救灾，城镇中还可以用于宵禁、救火。天平天国之乱爆发，大江南北一片纷乱，团练更是县太爷唯一能指望的武装。 咸丰十年(1860年)，四川匪首张五麻子起事，侵犯巴县乡镇，县令张秉堃即动员本县团练18个团6000余人“分九团防河，以九团堵隘”，协助官军的清剿行动。 光绪四年(1878年)，广东匪首欧就起率众200余人攻入佛冈厅城(“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一种)，全靠团练与城内官绅合作予以荡平。 更加显著的例子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占安徽六安县城后，各乡士绅动员团练“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联合起来反攻县城，几经失败终于成功。咸丰帝以“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还给有功士绅授以官职。 各地地方志上，为抵抗太平军而战死的团练首领、地方士绅，远比官员要多得多。没有了团练，只怕县太爷的脑袋很不稳当。 团练由士绅掌控，县太爷可以发挥同为儒家门徒的优势，以春秋大义进行思想动员，驱使其为自己效力。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编练湘军的时候，便多选书生士子担任管带、统领，以其知晓纲常礼教，且“忠义血性”，比娇怠堕落的八旗绿营好用得多。 但团练既非县官直属，难免会和其他临时工一样，有不听控制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年)，山东齐河县廪生郭少棠因反对知县提高银钱比价而组织抗粮，被缉拿到济南府待审，结果他所在的团练“公普团”竟然起而围城，群呼“宁舍孩儿娘，不舍郭少棠”的口号，逼迫济南知府放人。 毕竟，团练是以乡土为基础组成的临时性武装，与县太爷之间并非如长随、师爷一般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想法。知县运用得当，纵然能使处理地方事务如虎添翼，但如果关系闹僵，可能会玩火自焚，在所有的临时工中，堪称最危险的一种。 大清王朝覆没以来，长随、师爷、团练已经随着社会变革，不复存在于地方行政体系之中。但这种临时聘请以补常规编制之不足，以为官方办事提供方便的用人方式却薪火相传，种种陋规旧习潜规则和索贿、扰民的行径也或多或少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了“犯错的是临时工”这种回应社会关切的新模式，恐怕古人也望尘莫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