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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才能最大程度还原事实与人物的本来面貌。展览上有一份林则徐致门生戴絅孙的信札册，信件有五通二十页，内容涉及中断中英贸易，整顿海防，赴大理剿办保山汉族地主武装打劫要犯等林氏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此外还展示了一幅用行书写的七言联——“心地阔于云梦泽，风流合在紫微天。”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刘永翔对林则徐的文物很感兴趣，前段时间他通过考证，发现那首广为流传的“山登绝顶我为峰”并非这位民族英雄所写。历史需要不断推敲和修正，比如李鸿章女儿的那首“基隆南望泪潸潸”也存在类似的误会——这是由《孽海花》作者曾孟朴所伪造，刘永翔从曾的后人那里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是英国第一个访华使团的团长，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在展览现场看到马戛尔尼的亲笔信，直言震撼：“我们以往都是参考英文文献，没有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到他的亲笔信（见右上图），感觉非常不一样。”熊月之感兴趣的还有阿礼国 （Rutherford Alcock），这个英国人在清道光年间任上海领事，曾胁迫上海道麟桂同意将英租界由830亩扩展到2820亩，后又曾勾结美、法两国迫使上海道签订关于上海海关协定，由美、英、法三国领事派员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上海海关。“据我自己接触到的近代史，阿礼国的这封亲笔信（写于1853年），对于研究近代上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展览上有天主教在华遗迹考证笔记及照片，在熊月之看来，这份文献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了解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徐光启以及当时的上海。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震比较关注中日文化交流。他说，两国的交往从唐朝就开始了，到了明朝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明朝末年，中国与日本在官方层面的交流已经逐渐减少，更多地是发生在民间层面，这也涉及走私、倭寇。那么当时民间交往发展到何种程度？吴震最近在研究中发现，当时中国出版的一些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到了日本，以他研究的一个明末思想家为例，作者尚健在，作品已经在日本出现，而在作者过世后三年，更多重要的作品也陆续传到了日本。再如日本的阳明学派创始人中江藤树，在17世纪初叶看到福建一位儒家学者的书，就对其进行摘抄，然后自己编了一本书，在日本出版。“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吴震还提到了17世纪中期，日本的著名学者荻生徂徕，以及他的弟子山井鼎。当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德川吉宗不满意日本单向地从中国进口书籍，就下令要主动出口。于是把荻生徂徕的《论语徴》、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及另外一本书运到了中国，这引起了同期考据学家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吴震说，当时的日本港口有一本账册，专门记录书籍出口的种类、时间与数量等。“我们要关注一些日本学者的发现，重视原材料的收集，这对促进个案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