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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比雕版在几个方面更费力。活字在排版后要校对，这在雕版那里是没有的。印刷完毕活字要归位，雕版无此项工作。如需重印，活字法只好重排，雕版则从仓库拿来即可重印。还有一项重要的比较，就是磨损与寿命问题。米怜悉心于此，他讲述: (印刷后)轻轻清洗印版，反复晾干，防止书版表面因长时间蘸墨潮湿而变软，最后再把书版晾干，使之重新变硬，延长其使用寿命。：：我们那里的印刷工人证实，如果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质量和优点的话，一副书版可以印出三万部书。 二十年后另一个传教士将三万册提升到四万册。那是上限，一般而言，应在一万五千册到三万册之间。我们再看看活字的情况，朝鲜李朝铸造金属字的历史始于1403年，终于1883年，四百八十年间共铸造四十次，平均十二年一次。为何如此频繁，笔者以为，首要因素是磨损。堪称极品的甲寅字(1434年造，二十余万枚)印书一百五十五种，十六年后铸造了与之同类的庚午字(1450年)。曹炯镇说:“可推测甲寅字之使用已有二十年之久，所用的活字一定会有所磨损。”再说康熙帝的铜活字，在乾隆九年改铸铜佛或铜钱之事，一个说法是，看守为掩盖自己盗窃，建议改铸。皇家随时待用之物和残损无用之物，对盗窃者的胆量的考验是大不相同的。且改铸之建议的前提是什么呢，必是铜活字已不堪其用。用这套铜活字印毕《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后，康熙帝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不多，究不能垂诸永久。”(《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话中意味颇耐寻味，“不能垂诸永久”恐含蓄道出这套铜活字已呈颓势。铜字明明是现成的，何故用它“工价与刊刻所差无几”，当指将有修补铜字残损之费用。康熙《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亿六千万字，印刷三百余册。笔者粗疏推算，韩国甲寅字、康熙铜活字服役期比一套雕版的印刷限度(四万册)或许长一点，但也相差不多。概言之，康熙的二十五枚铜活字印制了三百余份一亿六千万字的文献，若用雕版，则必须在雕版上刊刻一亿六千万字印制这套文献。所以每种书印三百册，用铜活字是合算的。但每一枚铜活字比每块雕版的印制限度可能相差不大。铜活字稍高于雕版的四万次。铜字与木版印刷寿命相差不大，可能是因为一个个字体在整块木板上不易磨损，而每一枚活字要频繁地组合，不断地拆卸磕碰必磨砺其字体，折损其寿命。就是说，若每种书印数成千上万册，用活字不上算。 中韩活字印刷史中的一项差异耐人寻味，就是韩国的铜活字是铸造的。两国间往来密切，韩国图书不断送给中国朝廷，韩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铜活字制造受其影响，但中国的铜活字是雕刻的，何以如此?笔者以为，因为中国雕工资源丰富，技艺高超，乃至发生了“路径依赖”。韩国缺乏这一资源。故很可能是韩国铸造铜活字更经济，中国雕刻铜活字更合算。 中国的雕刻印刷始于八世纪初，至雕版书的黄金期———宋元两朝(元代结束于1368年)，数百年的历史造就出世界上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刻工群体和技艺。也因此极大地降低了刊刻的成本，令雕版牢固地立足于印刷领地。 综上所述，活字在中国没有成为主流，不是源自审美偏好、着墨技术的缺乏、一次性投资过高的障碍，而是基于经济算计的选择。漫长的实践之后，雕版依旧是主流，活字书亦占有了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