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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想来会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被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为何占有财富和权势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观点提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着升仙的愿望。但大致来看，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它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面向。 士族身份的获取“非皇权所能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常被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 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自己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当时的士族领袖。可在见面后，对方竟命人“移吾床让客”，硬是把纪僧真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取，则取决于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 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什么荣耀。故唐文宗都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故相对而言，中古时期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可能会想到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学者们一般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更是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可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一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一般公众而言，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的影响。宗白华的文章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要给阮籍平反，则进一步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但有两个背景需要注意：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时期的那批学者总体上持批判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立场，因此注重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批判性。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也要看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此种文化上的新面貌，实际上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确实要追问，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