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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文化共同趣味折射阶层性和封闭性 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 景元四年的伐蜀之役，因《三国演义》的渲染而为人所知，甚至可以说是这部经典小说中的最后一个高潮。事实上，伐蜀之役是一场受内政因素驱动的战争，而非司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甘露三年二月平定诸葛诞后，司马昭扫清了嬗代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当年五月便有了“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这意味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此时，那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率领亲随冲出宫去攻打了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府邸便被刺杀了。但皇帝被弑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揭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此后五年内，尽管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未敢接受，魏晋易代一时间陷入僵局。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使魏晋嬗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前一年，姜维依然有能力骚扰曹魏边境。因此，当时曹魏在西线最有声望的将领邓艾反对伐蜀，直至司马昭派人来说服后才勉强同意。 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根据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由于诸葛绪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最终得以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并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因此，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姜维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不过，之前的胜利对于司马昭而言已经足够。在前线捷报传来之时，他便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 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 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本文根据“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历史上的民众生活”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