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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等选拔，十几名学员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货轮，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他选送的学员随后分两批陆续前往。赴俄留学的特殊经历成为这些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开始。他们当中有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任弼时，有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有政治活动家罗亦农、王一飞、任作民等，还有默默为党的事业奉献心血甚至献出生命的革命者。而他们革命道路共同的起点就是上海霞飞路上的那所外国语学社。 第一家出版机构:新书藏在柴火堆下 上海延安中路绿地，一排有着8个石库门门套的建筑，在绿荫的依傍下显得古朴静谧而又蕴含丰厚。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和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 据史料记载，建党之初，我党就十分重视宣传出版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里便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为此，中央局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建人民出版社，由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担任负责人，刘仁静从旁协助。这一天，《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五号刊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表述了出版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正式宣告成立。 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场所就设在李达家中，即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红砖黛瓦的石库门房屋，天然石料制成的门框中镶嵌着黑漆大木门。推门而入是一小天井，再往里是客厅，二楼的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的亭子间权当编辑部。尽管条件简陋，但由于被一片石库门建筑包围着，前后左右住家的房屋外观大致相仿，这倒为地下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即使是被密探盯梢，在弄堂里三晃两晃也很容易甩掉“尾巴”。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利用石库门房子前门连着后门的特点，亦可迅速撤离。 出版社的工作在隐秘中进行着，工作人员除了李达，只请了一个帮工协助包装邮寄等杂务。分发到外埠去的书刊都是通过轮船上的水手及杂务工秘密带出去的。那些未来得及发出去的新书，李达则将它们藏在自家厨房的柴火堆下，以防搜查；倘若不慎被敌人发现，也便于及时烧毁。 翻开当年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细心的人会发现其版权页上标明的社址是“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明明就在上海，为何要“虚晃一枪”，把社址写作广州呢？之所以这样做，还是为了避免公共租界当局及北洋政府的检查与破坏。当时的广州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南方革命力量的大本营，如此一来，即便敌人发现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进步书籍，也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至于“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这个地址，并非杜撰出来，它实际是新青年社迁至广州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新青年社的前身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21年底，新青年社从上海迁址广州，落户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李达曾是《新青年》的编辑，因此他在考虑如何标明人民出版社的地址问题时，自然想到了新青年社的广州新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