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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羊祜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进而断定晋军灭吴的时机业已成熟，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大的把握，可以做到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吴疏》指出，当时的东吴，事实上军事实力已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其内部更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离心，众叛亲离：“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可以说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形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必定难以组织有效抵抗，其情形必然是望风披靡，土崩瓦解，“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相反，晋朝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完全处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主动地位，“以镒称铢”，以石击卵，统一大业定能凯歌高奏：“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所以只要把握战机，果断征伐，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东吴政权之所以敢负隅顽抗，就在于其依恃拥有长江天险和水师相对较强，所谓“水战是其所便”，这也正是西晋内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贾充、荀勖等心腹重臣，对伐吴之举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羊祜却能具体分析，认为这并不构成灭吴的绝对障碍。他说，险阻的作用也只是在双方实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才可发挥，“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而一旦进攻一方拥有了绝对优势，那么险阻也就不成其为不可克服的障碍了，“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这一点业已为魏灭蜀汉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诚力不足相抗。”至于吴军善于水战，确实值得重视，但只要战略上处理得当，也可以使其难以发挥作用。晋军可以突然袭击渡过长江，只要“一入其境”，吴军就无法依托长江进行抵抗，只能退保城池，进行消极防御。如此，则吴军“去长就短”，水战的优势遂将荡然无存，在战略指导与战役指挥上均陷入极大的被动。 其三，羊祜在《平吴疏》中也拟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发动平吴统一南北战争提供了一份可供操作的军事进攻方案。为了确保灭吴之役达于预期效果，羊祜根据晋吴战略态势，提出要多路进兵，水陆俱下，即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羊祜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样一来，吴军势必首尾不能相顾，因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注定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如此，必将结束汉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统一。 由上可见，羊祜的《平吴疏》的确是一份高明的战略谋划。其内容十分丰富，分析细致精当，举凡战略目标的确立、战争性质的界定、战略形势的分析、战略部署的筹划，均有全面细致的研究和阐发，充分体现了羊祜作为战略家洞烛幽微、驾驭全局的能力，以及辩证乐观、进取务实的性格。它的提出，为晋武帝日后消灭东吴，完成统一奠定了基础。就这个意义而言，尽管羊祜本人未能亲历“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时刻，但他仍是西晋统一大业的大功臣。无怪乎在平吴的庆功宴上，晋武帝司马炎要“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