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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通史研究著作已经出过多个版本，比如最为人们熟知的《剑桥中国史》，日本学者撰写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等等。与之相比，这套《哈佛中国史》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首先，最明显的当然是体量不同。《剑桥中国史》卷帙浩繁、内容专深，已有皇皇16卷，并且至今也没有全部完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也有12卷，中译本出了10卷。《哈佛中国史》则是6卷本。 另外，《剑桥中国史》是由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与《哈佛中国史》都是每卷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因此语言、文风更活泼，更流畅，更适合普通读者。 其次，选取的历史起止点不同。《剑桥中国史》从秦汉写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覆盖”式的，但也有人诟病——中国的历史，哪儿能从秦汉开始算起呢？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就是从神话时代写起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也有一种不断将历史向上追溯的潮流，比如从官方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 然而，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那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在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哈佛中国史》上起秦汉、下至清代，写“帝制中国”的历史，聪明地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的争论。 欧美学者更习惯于专题研究，对撰写上下通贯、包罗万象的通史，向来抱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这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中国学界撰写系统的中国通史并不多。这套6卷本通史，或许可以较为全面地呈现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普通读者或许不解：通史著作有一套经典、好读的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不断编写中国历史呢？ 那是因为，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是变动与多元的，因此，历史著作也需要不断更新。 比如20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 但到了21世纪，又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这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