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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哈佛中国史》为例。 首先，从文献资料上说，这套书有的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常见的正史文献都要从今人的著作中转引。并且，对于近年中国学界的论述较为忽略，显然对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相当不足。 其次，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唐代》卷说“隋唐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台、华严、禅和净土），就不太可靠；《清代》卷中，对于费正清朝贡体系的批评也难以服人，尤其是他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基于对等主权国家的模式”，这一说法也缺乏历史证据。 其实，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 不断出现的中国历史著作，是否表明世界看待中国的目光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有什么价值？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以及重写“中国史”背后的全球史背景。 学术史要“别同异”。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应特别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不能把他们研究的“中国史”和我们研究的“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 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异己之学”，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才要特别重视。如果没有这个“异”，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呢？他山之石才可以攻玉，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中国学者总是说“和而不同”，但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却没有“和”。所谓“和”，应当是一种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 苏东坡有一句著名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就是“侧看成峰”，相信它们都会带给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新的视角，引发新的思考。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思想史学家葛兆光为《哈佛中国史》所作推荐语，人民日报记者周飞亚综合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