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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贯通家国天下，从血缘共同体走向文化和审美共同体 中国社会自先秦以降，虽然诸子思想多元歧出，但爱依然构成了家国政治建构的基本共识。以儒家为例，这一爱的社会组织法奠基于血缘之爱，即“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然后被放大到邻里，即“里仁为美”；再被放大到社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扩及人类，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从个体到家庭、国家、天下，就成为被以爱的教义连缀而成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家国意识、炎黄子孙观念、天下一体思想正是因此而起的。以这种血缘性的国家论述为背景，中国人进一步以文化认同破解夷夏对立、并作为国家认同的标准。如孟子讲：“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也即生于东夷、西夷并不能作为是否属于华夏的标志，关键在于其执守的文化价值观。而构成这一价值观念的核心问题就是礼乐。据此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关于国家的论述，无论基于血缘，还是基于文化，最终均是以礼乐文明为其旨归。易言之，礼乐对内奠基于从血缘生发的爱敬情感，进而引发为崇礼尚乐的文化价值，最终显现为由礼仪秩序和音乐和谐共构的美好世界。这一进程，表现出从血缘、文化认同最终走向审美认同的总体趋势。 以上三点，基本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政治诉诸审美表达的特性，也使这种政治显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品格。当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只讲审美教化不讲政治强制，并不足以维系政权的有序运行。正是因此，中国儒家讲礼乐也讲刑政，历代统治者既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王霸道兼杂。但是从中国历史看，从来不能因为铁腕政治的有效性而轻看礼乐教化的价值。这是因为，礼乐作为一种审美化的政治，它的非实务性保证了它的超越性，并因此成为跨越族际的普遍价值。同时，礼乐因奠基于人性而对人构成绵长的吸引，因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特质而成为悬于未来的乌托邦。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长期占据精神的高度，能对异族或异域保持长久的吸引力，能历经数千年仍得以有效延续，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的审美政治为人提供了精神的高度和目标。据此我们将不难厘清中国美学和传统国家政治的基本关系：首先，审美化的礼乐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立国精神，它在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本体地位。其次，中国传统政治带有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对其人民持之以恒地进行审美教化，即诗教、礼教和乐教。再次，中国美学和传统政治的关系具有本末体用的两重性，美既对现实政治实践具有引领作用，同时也以“润色鸿业”的方式服务于现实政治。换言之，美的本体性和工具性、手段性和目的性的双重挟持，使中国美学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因为美的介入而持续显现出人道的光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