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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之学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石，对于儒家经典文本的校勘，更是经学乃至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在写本时代，校订刊正经书文字，即已超越经师授经讲学需求，而承担起正定学术的职能。两汉经今、古文之争后，刊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及至唐《开成石经》，无不致力于通过文本校订刊正以确立权威定本。五代冯道据唐石经刻印九经，成为儒家经典刊本之祖。两宋以降，刻本渐繁，但经书文本歧异并未消弭。儒家经典相沿有“五经”、“九经三传”、“十三经”诸说，加之权威注释义疏，蔚为大观。诸经之经注与义疏，原本别行，南宋坊刻本为便利起见，汇合经注、义疏、释文于一书。南宋之后，十三经的组合方式，经、注、疏、释文的文本结构，逐渐形成固定搭配，并成为士人阅读的最基本文献，影响深远。然而由于经疏文字率而搭配，章节分合、长短无定，而且相互迁就改易，又人为造成经典文本的混淆。宋版诸经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断刷印，但后印本多有补板、修板，字迹漶漫，明代又据之翻刻为闽本、监本、毛本诸本，文本讹误更甚。清康乾以降，考据之学兴起，校订经书文字渐成风尚，而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的校勘成果引进之后，亦颇为中土学人所推重。惠栋、卢文弨、浦镗诸儒可谓开风气之先，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等踵行其后。阮元在此学术氛围影响之下，于嘉庆初年出任浙江学政、巡抚期间，邀集江浙学人编纂《经籍纂诂》，创建“诂经精舍”，并组织汇校《十三经注疏》，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世誉为清儒经典校勘集大成之作。 一 据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阮元设立“十三经局”，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约始于嘉庆六年。主其事者段玉裁，分任其事者有臧庸、顾广圻、徐养源、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人。各人因情况有别，实际参与的时间和程度并不一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后期的补校、审订，及至最后刊刻成书，当以严杰出力最多。今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的补校部分，多为严杰的手迹，足见一斑。此外，徐养源或参与其事较久，因迟至嘉庆二十一年印行《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进呈本，分校《仪礼注疏》尚有较多与之相关的内容增补。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纂修流程，文献记载无多，幸赖国家图书馆近年入藏李锐分校《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云得自阮氏后人家藏，可以略窥一二。李锐，嘉庆初年应阮元之聘，先从事《经籍纂诂》和《畴人传》的纂修编辑，后参与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分任《周易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及《孟子注疏》三书校勘之役。国家图书馆所存《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经与同馆藏李锐《观妙居日记》原稿本比对笔迹，当属李锐手稿。据《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誊清本和刻本提供的信息综合分析，其纂刊流程可作如下推测：（一）分任者李锐完成对校初稿并作自我修订；（二）严杰校补调整；（三）阮元批校；（四）誊清成稿；（五）孙同元复核，并有少量增补；（六）严杰校订（或与段玉裁同校）；（七）刊刻成书（刊本校样仍有少量增补）。故诸经校勘虽未必如阮元所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但是校经、补校、审订、复核，存在相对严格的流程，有助于提高校勘水平。此外，从稿本到刻本，文字内容甚至文本结构都有更动，而这些变化背后寓含有丰富的学术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