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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阮元广罗善本，延纳学界精英，纂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经典文本校订的典范之作，迄今恐尚无出其右者。阮元自矜为“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校勘记”刊行之后，颇为学界所重。清焦循有评价曰：“群经之刻，讹缺不明。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雕菰楼集》卷六）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亦云：“清儒校勘之书颇多，然其惠后学，无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志儒学者，无不藏十三经；读注疏者，必并看校勘记，是学者不可一日无之书也。”阮校的优长之处，约略有三。 首先是广罗善本，备列异同。根据全书凡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宋版十行本为主，与其他宋版诸本以及明刊注疏本（闽、监、毛）进行对校，又以《经典释文》、唐宋石经以及各经注本作为经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此外，《十三经注疏正字》《七经孟子考文》以及各种经解著作亦在参考文献之列。阮校之前，无论宋儒毛居正、岳珂、张淳校经，还是山井鼎《考文》、浦镗《正字》，不惟规模有限，参校版本亦屈指可数。而阮元借助地位之便，又有学界精英协力，得以博采唐石经、宋元善本、明刊旧钞，以及当代通行本，施以详尽对勘，备列诸本异同，在校勘规模和采纳文献数量方面，确可称前无古人。 其次，校勘理念先进，方法全面。山井鼎、卢文弨已经揭示“经注”、“义疏”、“释文”原本别行的文献实际。卢文弨指出,浦镗《正字》对于古书的层次构成缺乏基本区分，段玉裁则更进一步提出“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之说。“校勘记”正是遵此文献理念，在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的同时，不妄改文字，充分考虑并区分文本的历史层次。《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校诸本，不仅备列文本异文，还详细记录卷题形式、提行缩格以及文字磨改、剜挤、剜改、补刊之类版刻信息，这对辨析文本源流，鉴定版本，校订经、注、疏、释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脱、衍、倒，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亦颇为全面。山井鼎《考文》多依赖对校，对于诸本皆误的情况缺少按断。浦镗《正字》则因所据版本无几，故校语多误作、当作、疑作之类，颇有疑所不当疑、以不误为误之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弥补了《考文》《正字》的缺陷，校勘方法虽仍以对校为主，但同时注重以注校经，以疏校经注，及注文前后互校，并旁取他书引据，广泛使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对于诸本皆误，且无他书可证者，则引证文献或援据注疏体例，加以考订，且多有不刊之论，堪称清儒理校成果之典范。 再次，学术考订成果丰硕。《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正值乾嘉学术鼎盛之时，故得以广泛汲取汇辑汉唐古注、校订经书文字的成果，可谓取精用弘，博考详辨。以《周礼注疏校勘记》为例，总计罗列5821条校记，不仅征引历代文献遍及四部，还列述清儒惠士奇、惠栋、戴震、臧琳、段玉裁、孙志祖、卢文弨、程瑶田、沈彤、方苞等十余人的考订成果，并施以辨析取舍。“校勘记”参考清儒成果，意图集思广益令校勘工作更加详备，而其间辨析取舍则不仅体现校勘者的理念，同时亦透露出清儒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幅度，可略窥当时学界样貌。校勘记引述的清儒校经成果，许多并未成书流传，故还有保存文献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