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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然，诚如前贤批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与缺失，且与上述优长之处长短互现。“校勘记”以备列版本取胜，但实际参校版本仍颇有缺失。其中既有因存藏所限无缘利用者，也有因不明刊刻源流而忽视者。各经卷首所列引据各本目录，亦不乏与实际采用版本不符或转引他人校本者。以“校勘记”所用底本而论，凡例称《周易》等十经以宋版十行本为据，实际情况与此并不相符。阮元所谓宋版十行本，学界已倾向只是元刊补修本，且并非注疏萃刻之祖本。各经引据参校本多寡不一，缺失情况或与分校者文献功力相关。如《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14种校本，不惟遗漏了重要的宋本，且直接目验者仅有7种，另外7种则或据前人校勘学著作，或据他人校本，可靠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凡例”虽云“授经分校，复加亲勘”，校勘亦有相对严格的流程，但诸经参校采摭，实际是各自为政，故成品水平因分校者学术态度、文献功力而异，体例风格亦存在较大差别。总体而言，顾广圻、严杰、洪震煊分校诸经质量较好。“校勘记”采录前人成果，亦不甚严谨。如臧庸的校语多用前人校本，但往往不言出处，致使未列引据各本目录的校本出现在校语中，徒增困惑。《左传注疏校勘记》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存在明显承袭关系，陈书既为“校勘记”提供了基本思路，也提供了大量的校勘事例和他人成果，但只有部分被校勘记标记出来，更多的内容未加注明，需要比照二书才能发现。 正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自身存在缺失，故在其流传之后，不断有补订之作。其中如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刘承干《周易单疏校勘记》，日本海保元备《周易校勘记举正》、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定本附校勘记》、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等都对阮校颇多补订增益。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