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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清政府提议而得到教方和外国官方应允而订成的教章，也有若干。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都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并基于此进行相应操作的。防范恶性教案，求取“民教相安”，对于各方来说可谓“共需点”，具有“互利性”，但本质上还是基于“自利”。教方和外国官方主动提议教章时，一般离不开设法扩大教权的企图。 可见，教章内容方面的较大发挥空间以及实际处置中的机动回旋余地，使得教方和外国官方从利己立场出发酌情行事，同时也给清政府利用教章“限教”防患提供了某种可能。 教章被正式纳入不平等条约 尽管教章没有不平等条约那样的法律地位和规格，也没有不平等条约那样的稳固性，但它与条约“涉教约款”的修订不无联系。 “涉教约款”的修订酝酿在清政府1867年关于“修约”筹议中就有典型体现。总理衙门的“条说”之一即为“议开拓传教”，强调“自议款以来，传教已奉明文，欲于此时禁止，势万难行”，提出“惟有平日联络绅民，阳为抚循而阴为化导”，“是亦不禁之禁”的方策。但此次酝酿未能真正“修约”，最终仅限于“筹议”而已。 “涉教约款”的实际修订，典型地体现于庚辛事变之后清政府相继与英国、美国、瑞典、挪威等国改订的“通商条约”中，其中，以与英、美所签之约的涉教条款最具代表性。在重申外国在华传教“合法”原则的同时，这些“涉教约款”对教会也作出了明确约束。 这些规定与此前诸多教章的内容密切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前若干教章基本内容的综合性体现，相关事项于此时正式而明确地纳入条约之中，这无疑增强了其法律效力。总体上说，在清末的涉教约款中，相关“教权”虽得到继续认定，但并无明显扩大，而过去条约中所谓“专就彼一方面说，未及说我一面”的偏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对双方的应行应禁之举都有了较明确规定。这与清政府在教章之事上“防患图治”的努力分不开，对缓和民教冲突与教案危机不无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