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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一个中国戏曲的爱好者，由于研究中国话剧和中国文学艺术的诗化传统的关系，联想到中国的戏曲更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的诗化传统。因为在中国戏曲这个领域，更深刻地也是最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文学艺术的诗化传统的强大的辐射力量和渗透力量。于是，冒昧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向戏曲研究的专家学者请教。 在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戏曲史和戏剧美学的论著中，如张庚的《中国戏曲史》、廖奔的《中国戏曲发展史》、张庚、郭汉成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吴毓华的《古代戏曲美学史》等，一个比较普遍的缺欠是忽视中国文学传统对中国戏曲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中国现代诗论则对此多有论述。最著名的是闻一多的见解，对于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经典性的论述： 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贴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么大的社会功能——诗支配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1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钱穆则在《诗与剧》一文实质上也论述了中国的诗的传统与中国戏曲的关系： 余尝谓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亦可谓中国乃诗的人生，西方则为戏剧人生。即以双方文学证之即见。古诗三百首为中国三千年来文学鼻祖，上自国家宗庙一切大典礼，下及民间婚丧喜庆，悲欢离合，尽纳入诗中。屈原《离骚》，文体已变，然亦如一长诗，绝非一长剧。《九歌》之类显属诗，不成剧。汉赋乃楚辞之变，而汉乐府则显是古诗演来。即如散文，亦可谓从诗体演来，其佳者必具诗味，直自乐毅《报燕惠王》，下至诸葛亮《出师表》，皆然。又如曹操《述志令》，岂不亦如一首长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凡中国古人善言者，必具诗味。其文亦如诗，唯每句不限字数，句尾不押韵，宜于诵，不宜歌。盖诗乐分而诗体流为散文，如是而已……(钱穆：《诗与剧》，《中国文学论丛》第144页，三联书店201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小说也有诗的意蕴。鲁迅曾说：《红楼梦》是无韵之《离骚》。红学家冯其庸认为：“《红楼梦》从头至尾读起来，你要不间断地一气读到底，或者你反反复复地读，你会感觉到整个有诗的感觉。虽然是散文的形式，用散文形式来写的，实际上它带有诗的素质，还有一种诗词的表达形式。”（冯其庸：《<红楼梦>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凤凰读书》）。凡此种种，都说明诗确实是中国文学之源。诗的思维、诗的神韵、诗的结构、诗的节奏、诗的语言，犹如血液流淌到融合到中国文学的肌体之中，形成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独特的特点和面貌。 闻一多的学生林庚，继承闻一多新的诗学史观，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诗的国度。 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语言中的根据，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林庚：《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林庚诗文集》第9卷第24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林庚指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道出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特点。诗的艺术精神、诗的艺术思维、诗的艺术语言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以及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流布，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确是一个诗的国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引申开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可说是诗的传统、诗化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