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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的诗化传统对中国戏曲的影响是直接的、深远的。 远则不说，从诸宫调、元杂剧、南戏，传奇，这是一个为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所制约的发展路线。 就以诸宫调来说，郑振铎就说：“诸宫调的祖祢是‘变文’，但其母系却是唐宋词与‘大曲’等。”其著名的作品有《董解元西厢记》《刘知远诸宫调》等。而诸宫调可以说是元杂剧的前身。郑骞说：“元人杂剧是中国戏剧的最初形式；又是从宋金说唱如鼓子词及诸宫调，以及简单表演如南宋官本杂剧及金人院本转变到正式戏剧的桥梁。”（《元杂剧的结构》，《从诗到曲》（上册）第142页） 元杂剧被称为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杰出的剧作，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在“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极其低贱的备受压抑的条件下，这些知识分子，在为人轻视的戏曲中找到释愤抒情的平台。而这些熟谙中国文学底里的知识分子，必然以渗透到他们血液和心灵的诗的传统投入戏曲的创作。因此，无论在戏剧的结构、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以及演剧的形态上，都有着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 对于十分顽强地传输到中国戏曲的抒情传统，在汤显祖戏曲创作中达到一个巅峰。《牡丹亭》就是一部情的极致的经典之作，让人们沉浸在绝妙的“情”的激荡之中。《牡丹亭》的精髓，就是一个“情”字，它把一种难诉之情，写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 张庚以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戏曲是“诗剧”，是有道理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戏曲的“诗本体”是不可否认的。“诗本体”说到底是“情本体”。《牡丹亭》，就是“情本体”最好的体现。在汤显祖的《题词》中就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把“情”提升到一个超越生死的境界，显然，就是一个哲学的境界。 我很赞成李泽厚先生关于“情本体”的哲学理念，这是对中国哲学的独到而深刻的概括。他说，“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这里，把“情”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他说在郭店竹简中即有“道由情出”的记载。（参看李泽厚：《关于情本体》，《哲学纲要》第39-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的确，无论是中国的哲学和文学，以及戏剧，“情”，不仅是情，更是中国人心中的人生的实在和根本。 可以说，“情本体”作为中国的哲学、美学，作为一种美的积淀和集体无意识，是无往而不至地渗透在中国文人的血液中。在我研究中国话剧的历史中，我认为曹禺、田汉、夏衍、吴祖光等人的剧作所形成的诗化传统，可以说，是以“情本体”传统改造了、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的话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