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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间市政参与研究是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生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民间组织的市政参与、民间市政参与与市政体制的变动、民间市政参与的制度化、合法性及参与限度问题，以及民间市政参与的类型、方式与模式等。既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今后的研究应该在研究内容、史料及方法方面加以完善。 关 键 词：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概况 作者简介：方秋梅，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 “公众参与”和“市政参与”的话题在网络上并不少见，而“市民市政参与”方面的国内学术会议，也早已引来国际学术机构的襄助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①成为世界性话题。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和市民市政参与问题还会继续受到关注。事实上，民间参与市政早已不是新现象，近代中国就曾有多彩多姿的民间市政参与。当然，与近代中国城市相比，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已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今天的城市毕竟是由近代城市演变而来的，不管它们如何演变，城市事务的处理，归根结底，还是应以为市民谋幸福为宗旨，不能回避民间市政参与问题。因此，研究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无疑可以为当下中国城市的民间市政参与提供借鉴。遗憾的是，史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仍缺乏初步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状况，进行回顾，并稍参末议，以为研究同好抛砖引玉。 一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的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蓬勃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的近代城市史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级研究课题，②继而，“八五”“九五”等与近代城市史研究有关的国家级项目成果③及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通史论著纷纷面世。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有学者呼吁近代城市史研究者应关注市民自治，以及市民对城市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钩稽清理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中有关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关系的史料，从市民与政府尤其是市民与城市关系角度，进一步探讨市民的公共观念、自治意识、民主意识。④事实上，在此期间，相关研究如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方面的研究，已悄然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生点，并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新生面。到目前为止，有关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同民间组织的市政参与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的主体有两大类，即群体与组织性的民间市政参与和个体性市政参与。其中，群体与组织性的民间市政参与对近代中国市政的影响较个体市政参与要大，相应的对于这类市政参与的研究成果也较多。而目前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参与市政的近代民间组织和群体主要有商人及商会(商界)、民间消防组织、民间慈善组织等。 1.商人及商会(商界)的市政参与 江浙商界的市政活动较多地受到学界关注，有关江浙商界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民间市政参与问题。朱英运用市民社会的理论，论述了清末民初上海、苏州等城市的商办自治团体，其主体意识觉醒及其参与市政的情形和影响，认为商办自治团体的成立，使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利在商会的原有自治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其具体表现在：不但使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市政的建设与管理权，而且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公共事业、善举、财政税收，以及其他循例归地方绅董办理的所有事宜；其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的在野社会力量，比较迅速地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⑤这是国内较早揭示地方自治与民间市政参与关系的研究成果。王恩重论述了上海绅商如何建立民办市政机构及其对城区建设的影响，认为闸北、南市绅商主动建立市政机构的行为，与公共租界华人掀起的参政运动，同样反映了民族主义的高涨。⑥张海林在探讨苏州现代市政建设时，论述了苏州商人等社会力量在城市消防和卫生管理方面的作用，认为商办消防队和卫生机构的建立，借鉴了西方市政经验，它们属于现代市政组织形态，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苏州城朝现代化方向迈进。⑦孙京指出，镇江商会在市政建设的过程中积极为市政建设经费筹措资金。⑧沈松平、张颖对宁波商人1920-1937年在改善城市交通、加快公用设施建设、发展卫生事业、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加强社会控制，开展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市政参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⑨ 周松青探讨了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精英——多数是商界头面人物，在参与地方自治运动的时候，如何组织市政机构，在道路、交通、教育、社会保障诸方面如何作为，以及他们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如何与地方政府处理关系和如何争取市政自主及以失败告终等。⑩他还深入探讨了民国中期和末期，以商界为主的上海各界精英，在实践地方自治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民意机构参与市政的。他对民意机构的参政效果总体评价是相当积极的。(11)这样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探讨上海商界的市政参与，但是，由于地方自治落实到城市时，其基本内容就是市政，因此，周松青对于近代上海地方自治问题的深入探究，实际上是目前有关上海商人或商界市政参与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宋美云对天津商会参与整治城市公共环境的论述，比较深入地涉及市政参与问题。她指出天津商会创办了天津防疫保卫医院，成立了维持市政会、街市研究会等组织，它们从三个层面参与了天津城市环境的整治，即协助政府参与整治、主动与政府取得联系、向政府建议并亲自主持整治工作。她认为“商会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政府目标实现的进程。……城市公益事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公众的积极参与，使他们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从而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由于商界的参与和介入，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在此基础上，她以性质为标准将天津商会的市政参与方式进行了区分。(12)宋美云对近代天津商会市政参与的论述，对于我们从整体上审视近代中国商界的市政参与具有启发意义。韩占领则对中国纳税人公会和保管团积极参与天津英租界市政管理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间市政参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租界居民的权益，使英租界的市政制度具有民主色彩。(13)宋瑞琴在探讨天津商会对清末民初天津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时，论及市政参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14) 山东开埠城市商人及商会的市政参与活动也受到学界关注。聂家华论述了开埠之后济南消防发展情形及商办水会对市政的影响，指出济南消防形成了官主民辅两方面结合格局，消防力量得以强化，水会从组织形式和整体功能上已由传统的社区互助框架下的民间互助组织，转变为城市现代市政组织的组成部分。(15)桂晓亮则在论述济南商埠商会时指出，商办市政一般来说主要指的是一些工程量少，技术难度小，与商民关系非常密切的工程建设，最为典型的就是水会的建立。水会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消防行政的缺陷，保护了商民，对商埠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济南商会还积极关注城市卫生和交通运输。(16)这些有关商办市政的论述，显然属于商会(商界)市政参与的范围。曲春梅对烟台、青岛和威海卫三地商人参与市政管理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市政管理等地方公共事务，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由于市政无统一管理机构，且政府行政管理力量缺失，烟台商会不仅要在市政管理方面承担起治安与卫生管理以及市政工程建设的重要职能，还直接负责基层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甚至还要支付当地政府机构的行政费用。其参与市政管理的程度远远超出其职能范围，在市政管理方面起到的作用相当重要。而青岛华商通过负责华人事务的中华商务公局推出了四位董事，由他们列席参事会，代表市民参与市政。威海卫商埠商会也积极参与了英国殖民政府治下的地方市政建设与管理活动。但威海卫和青岛商人及其商会，在参与市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远远不及烟台商会。(17)像这样就一定区域内不同城市的民间市政参与进行的比较研究，在当前学界实不多见。 周子峰指出，20世纪20年代，地方商绅、侨商与厦门海军官僚共同参与了厦门市政建设，形成了厦门市政建设运动，构成了厦门市政运动的主要内容。(18)何其颖论述了侨商积极投身厦门的市政建设，指出侨商对促进厦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此外，曾祥祯指出，抗战时期泰和商民自愿或被迫为市政建设提供的资金，成为泰和市政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20)此外，方秋梅论述了民初汉口商界的市政参与活动，并探寻这些市政参与活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联，梳理出辛亥革命给民初汉口商界带来的积极影响。(21) 2.消防组织的市政参与 消防组织的市政参与是目前学界频频关注的研究领域。上海和汉口的民办消防分别是全国和内地民办消防中力量最强的，其市政参与也较为突出。 小浜正子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以商人为基本主体、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主的上海民间消防组织及其活动，剖析了该组织与上海市政府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在不同时段，尤其在清末民初，上海各救火会参与消防市政的基本情形，以及这种参与对近代上海公共性所产生的影响，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公共领域内进一步相互渗透的关系。(22)方秋梅则以上海救火联合会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上海商界市政主体意识觉醒及市政参与，认为上海救火联合会的成立、发展及其市政参与，是上海商界市政参与的成功范例，对市政建设与市政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商界市政参与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增进了中国城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各城市的现代性。关注这种通过区域性社团交流网络产生的示范效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的现代性问题，探求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路向，均有积极的意义。(23) 学界对近代汉口民办消防给予了关注，并较好地揭示了近代汉口民间消防市政参与的历史轨迹，以及与此相应的消防领域中官民力量的消长和两种类型消防之间的关系。陈新立论述了清代汉口善堂等民间组织参与消防的情形，认为罗威廉高估了民间消防市政参与的地位与作用，而低估了官府和国家在城市消防中的地位与作用。(24)方秋梅将民初汉口各联合会为主的民办消防置于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范畴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汉口民办消防组织在民国中期以后，失去了此前在城市消防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变成了官办消防的附属组织。胡启扬论述了1927-1937年汉口保安公益会参与城市消防的情形，指出改组保安公益会之后，民间消防力量在整体上得到提升，并继续在汉口城市消防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政府通过制定大量的城市管理和消防法规，对整个城市消防力量和应灾机制进行规范，并不断强化官办消防机构及政府对市政消防事务的直接参与。民间虽然保持了在汉口城市消防中的实际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不断被削弱，民间因之由城市近代化事业的主动推进者转变为被动参与者，官办机构则日益取代民间组织在管理城市公共事务中的地位，民间力量已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制衡，市政管理因之偏离了城市近代化的方向。(25)刘琼对民国末期汉口消防的研究认为，在抗战以后汉口消防双轨制中，官办消防警察占主导地位，但民间消防组织起着主力作用，二者互相配合，均对稳定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安全和促进城市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26) 学界还对广州、南昌等城市的民办消防进行了专门研究。陈享冬认为整个民国时期广州的消防体制始终是一种混合消防体制，广州的民办消防与官办消防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民初两者各自为政，既协作配合，又存在矛盾；民国中期之后，随着近代市政体制的确立并不断完善，公安局逐步加强了对各种民间消防组织的控制，并最终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民国末期，随着政府对城市近代化资源的控制及对整个城市社会影响的日益加深，民间消防组织受官办警察的绝对支配，缺乏自主权利，市民逐渐成为被动的、不自觉的参与者，而未能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27)彭志军对民国时期南昌消防事业的论述，清晰地展现了南昌民办消防尤其是商会救火会与商团、商会的关系及相应的组织变化，认为民办和官办消防力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商办消防组织的性质，随着商会性质的演变发生了改变，最后变成了半官半民的消防组织。(28) 3.善堂善会的市政参与 中国近代的善堂善会也曾参与市政，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以梁元生对清末善堂善会与市政之间关系的论述，最为深刻，也最有说服力。他的研究揭示了清末上海商界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从而参与市政的缘由，清末许多善堂处理的事务已经不仅限于救济范围，而且牵涉到地方公益乃至市政事务，慈善事业因而与社会公众事务或市政相糅合，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公众事务，与市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故善堂组织和慈善事业实际上为商人提供了一个管理公众事务甚至厕身市政(即参与市政)的机会，以及与地方官员士绅共议联治的场所。也就是说，商人之所以愿意参与善堂善会事务，投身慈善事业从而参与市政，很大程度上是其出于争取社会地位和声誉和在地方资源分配及权力运用方面处于有利地位的考量。(29) 小浜正子对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与市政的关系，实际上也涉及善堂善会的市政参与问题。她指出，在19世纪，上海的同仁辅元堂参与了与市政相关的事业，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同仁辅元堂将市政工作交给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办理，由此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社会事业中。(30) 此外，相关民间协会的市政参与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方秋梅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前期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市政参与的主要表现和影响，并分析了该组织成功参与市政的原因。她指出，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民间力量的市政参与实现的。(31) (责任编辑：admin) |